浮泊凉2018-10-12
最近在读《蔡和森文集》，里面有一篇《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是这么比较二者的：“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因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资产阶级化；然而实际上，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它的意义远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
这段话怎么理解呢？这段话是在说，农民虽然有着他们这个阶级的局限性，有时看起来是不理性的，会冲动，但他们比起资产阶级来有着更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义和团的失败只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却是因为过于不够彻底。而农民们有了近代化之后是什么？那是有了先锋队的农民武装，是红军。
但是要搞农民运动，光靠着拿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振臂一呼就能让农民们自发加入革命队伍是不可能的。那应该怎么说呢？
直截了当一点，直接说，我们现在要打倒村头的那个土财主，他年年欺压我们，把我们的收成拿走了，还不停放高利贷，不仅把我们每年辛辛苦苦种的地收获的粮食拿走了大半，还必须砸锅卖铁甚至卖儿卖女才能还清债务……这话说了之后，农民的心就动了，这时才有搞农民运动的可能。
那么，地主究竟对农民做了什么呢？正在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彭湃》开头就讲了这个问题。电视剧开篇由一个紧张的事件展开：收租。
男主角彭汉育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在学堂里读书，但这年他的同学李农生却没有来，放课后他去李农生家，才知道李农生作为一个农民，因为这年收成不好，没钱给彭汉育家交粮食和地租，于是只能辍学不上。彭汉育见到了这个情况，便开始想办法帮李农生解决。
彭汉育是怎么解决的呢？他先想着模仿家里收租的人的字迹，悄悄给李农生家划掉借据，但后来事情被发现了，他只好去求那个疼他的爷爷，最后他想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办法：因为这年收成不好，所以当年减租三成，三年之内还清免收利息。
这个办法解决了李农生家的燃眉之急，也给彭家带来了好名声，农民们纷纷称赞彭老爷仁义。
问题看似解决了，于是皆大欢喜。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在电视剧《彭湃》里，有农民，有地主，有品德好的农民，有品德不好的农民，有品德好的地主，也有品德不好的地主。比如在故事开头，就有另一家地主强行收租，结果把佃户打死了，最后花钱贿赂了县长就把事情给压了下来。
甚至男主角彭汉育自己也是地主阶级出身，他在故事开始时就崇敬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为民做主的古代文人，所以在故事开始时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事实上呢？
当彭汉育和李农生一同将县长唐干才的石像给破坏后，彭家花钱使银子，把彭汉育保了出来，可是李农生却被折磨了个半死，直到彭汉育设计让广东来人将唐干才的事情捅了出去，才救下了李农生。
事后李农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他对彭汉育说：“我们同样是把唐干才的石像给弄坏了，你虽然被关了进去，但是很快就放出来了。剩下我们三个，差点把命都给丢了，我们三个家里没钱没势，只能听天由命。”
这是李农生的困惑，他把他遇到的一切归结为命运。
而彭汉育则同样也在思考这件事，只是他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其实咱们俩想到一块去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你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吗？你们为什么穷？你们既不比别人笨也不是懒惰，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问题，如果社会不公，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当然了，即使你们爬上去了，那就等于踩着另一拨人头上，继续制造新的不公。”
首先，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因为彭汉育是地主出身，见识广、视野阔，所以想的问题也就更深，而李农生因为自小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所以眼睛里只有往上爬这一条路（后面的剧情里他铁了心跟着陈炯明军阀就证实了这一点）。而纵观历史，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其实出身都不是最穷苦的家庭，而恰恰是他们的经历给了他们这样的眼界。
其次，虽然如此，但这些人还是毅然走了出来。就像彭汉育，他终于意识到，个人的仁义是无济于事的，那只能解救一个人、两个人，没法解救更多的人，所以无论是好地主还是坏地主，无论地主的个人品行如何，结果都一样。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地主阶级这个存在本身。
地主里可能有好人，但地主阶级却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必须要连根拔起的。
我们很多人很容易看到某些具体的地主的暴行，却想不到地主阶级本身对历史发展的危害性：“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的，就应该收租。他不租给我们，我们就得饿死。”（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里某农民原话）
可是我们看到，地主们拿到银元，是把它们埋在地下，而不是投入建设，这是一种对经济的极大损害。与此同时，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能看到，地租的存在意味着农民养活了一点活都不干的地主，而不是地主让农民们吃饱肚子，这是截然相反的。
正如彭汉育后来说过的那样：“农民虽终日劳苦，还是缺吃少穿；地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些都是剥削你们得来的呀，这公道吗？”
所以无论个别地主是否是好人，地主阶级都是需要被打倒的。留着地主阶级，就无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将农民都集中在一起组织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
这才是地主阶级必须要被打倒的最深层次原因。
这也是全剧前期的看点，它让男主彭汉育意识到，他所要面对的敌人，是他土生土长的环境，是那个盘亘在中国两千年的地主阶级，因此就算辛亥革命了，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只有彻底消灭地主，才能赢来新世界。
首先，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于是彭汉育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彭湃。
那个年代的人，从地主变成革命者，谁的觉醒不动人呢？
想到这里，我不免要批评同期的另一部剧，同样的农村戏，《彭湃》传达的是一种大跨步往前走的精气神，而那部剧则在宣传封建糟粕，诸如女人一定要生男的、母亲为了孩子再苦也是值得的……那部剧叫《娘道》。
《彭湃》是一部主旋律剧，但它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主旋律，表面上的主旋律是那种只有高屋建瓴，没有社会生活的，只有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了天下大势，事情就解决了，那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项政策的出台，于是历史迅速走过，这项政策带来了这个国家地区什么样的数据变化，但这项政策是如何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影响基层的？
以往对根据地的类似研究局限于对根据地的整体研究，用数据和结果代替了革命主体的自我感知，最后提炼出一般的规律。这样的研究不是不可以，但是忽略了革命的主体——农民本身。
而陈德军在《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里做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正如陈德军所说：“还以为这些数字和想象几乎直接等同于革命的发生和进行，在这之间是不需要革命领袖和革命者什么努力和成本的。历史的轨迹已经安排妥当，革命者只是应约来描红。他们认为革命者汇成洪流，就像杜鹃花一样，季节一到，满山遍野皆是，不招而来。在这种宏观的经济—阶级的研究中，革命者的主体性被降到了最低点。”
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方志敏建立的根据地和彭湃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有差别的（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但在发生过程中一定是一致的：要深入农民，而不是单纯地指点江山。
所以《彭湃》这样的主旋律扎实地打在了每一个基层农民角色上，这些角色使得这部主旋律剧是有表达的。——尽管它很粗糙。
它的人物是很粗糙的，除了几个典型农民外，其他老百姓是异口同声的，要响应一起响应，要唾骂一起唾骂。
它的台词是很粗糙的，耐不住琢磨，当然你可能会说农民们不一定能说文绉绉的词，可是剧里还是有不少青年学子的，他们的话同样很直白。
它的演技是粗糙的，遇到高兴的事情就激动，遇到难过的事情也激动，所有的情绪表达都是外放的，外放到极致你就可能会看不下去。——但如果你是想看看农民究竟在上世纪的运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的话，你可以拿它作为入门。如果你对党史感兴趣，或者只是对彭湃感兴趣，那也可以看。
因为无论它多么粗糙，它都抓住了核心：彭湃为什么要搞农民运动？
所以在剧中，将彭湃带进组织的施复亮说：“从古至今，无产阶级如果自发地进行革命活动，多半不会成功，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亦或说政党，把大家聚拢到一起搞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施复亮后来回忆时说：“我在日本和彭湃同志见过几次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和他谈过一次话。他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都不用说很多人，四一二之前，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也从不愿把目光放在农村，要不是毛泽东后来坚持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时的损失也许还要更大，在那些人看来，“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益智，不宜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但独具慧眼的彭湃却不这么看，他恰恰是看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这正是文首所说的，当农民阶级的革命性遇到了先锋队，一切就不一样了。
彭湃说：“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他们生活日益艰难，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造反的心理。”
于是我们看到，觉醒了的彭湃，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改掉自己的名字，第二件事，则是——“我祖父遗下产物，由剥削而来，现在把他烧掉了，田归还耕者，实现耕者有其田”。
说了这么多，我们都在说彭湃。
而对于彭湃自己，我想他一定希望我们和他一样，把目光投向那些农民，那才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纵使他很早就牺牲了，但我想哪怕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也一定在心里念叨着这些农民。
而这些农民，又怎么会是别人口中散漫、愚笨的人呢？他们一旦觉醒，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海丰的农会干部曾经说过：“不是彭湃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利用彭湃。”
于是他们奔向了战场。彭湃的觉醒只是个人的觉醒，但他的觉醒换来了广大农民的觉醒，这才有了二十多年后的解放战争，这才有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