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君2020-07-17
单就社会经济一项而言，只有足够的内需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动能，尤其是眼下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风险进一步升高，运行了几十年的全球一体化正被关税壁垒和逆全球化所压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内需拉动经济变得尤为重要，而拉内需的主要动力是哪些人？当然是需要买房买包买电影票的年轻人，可如果我国以“未富先老”的姿态进入社会转型，那么必然会陷入长期的滞涨当中。把这个逻辑反过来理解其实也一样——不止社会需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主要是城市人口和高学历人口。
我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名义上是1.5，然而这个生育率很大一部分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也就是在最近两三年里，跨越多个年龄段的很多育龄妇女集中释放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而在暂时性的堆积反弹趋于结束之后，未来的二孩人数很有望减半，致使生育率可能降至1.2以下。
这个1.2，属于农村和城市的育龄妇女加总，如果只计算城市生育情况，那么会更加可怕——0.7，连1都不到。相对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0.7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减少2/3，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的1/3，两代人后只有1/9。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这种水平的生育率持续下去，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口在两代人后将彻底绝后。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疑惑，那为什么当下北上广之类的大城市还是年轻人居多，看不到人口下降的趋势？
因为这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带来的马太效应——大城市虹吸周边以及全国的年轻人资源，这样一来，才能填补因为少子化带来的生育缺口。那么，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东亚“生育洼地”都无动无衷吗？当然不是，中日韩其实都在“积极自救”：日本前两年颁布“国家帮忙养娃”政策，中国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韩国生孩子都会有一笔不菲的补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