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20-04-10
温州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地方。其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改革开放前，交通不畅（三面环水、背靠大山），若想走出去只有水路一条（温州方言中“水”“死”同音，在文革末期温州老百姓戏称温州只有死〈水〉路一条）。
恶劣的自然环境，逼着温州人只能走出去寻找生路。温州人的成功毫无疑问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干出来的、放出来的。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迅速、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温州最早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增长速度为世人瞩目。
温州民营经济占工业产值的95%以上，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已经成为温州经济的主要支柱。依靠民营经济的推动，通过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全市相继建成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等30多个全国性的生产基地，获得170多个个中国驰名商标、50多个中国名牌产品和100多个国家免检产品，品牌总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
今天的温州绝不可小视。从1978年到2007年，GDP从13.2亿元增加到2157亿元，年均递增17.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13.5元增加到2007年的8591元，年均递增15.6%；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423元，增加到2007年的24002元，年均递增19.21%。改革开放使温州人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同过去相比，温州的城市变大了，变高了，变美了。改革开放前，温州市区面积仅有20平方公里，如今发展到200多平方公里。
温州是在被外界长期争论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有关温州的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时起时伏。开始，争论围绕“姓社”还是“姓资”，后来争论的焦点是“姓公”还是“姓私”。尽管争论没有因温州的经济发展而罢休，但温州的发展也没有因争论而停滞不前。30年来，温州始终坚持在外界争论中强行，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不论客观环境如何，一直居于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行列。
“温州现象”、“温州模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眼球。多年来，学习温州、考察温州的人络绎不绝。以“中国民营之都”著称的温州，成了人们观察的对象、研究的课题、教学的案例。当然，大家更关心的不仅仅是温州的历史，而是，温州能否保持增长的势头？学温州到底学什么？作为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温州，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经济，乃至中国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很多人眼里，迄今为止，温州依然那么神秘。无论是温州现象，还是温州模式；无论是新温州现象，还是新温州模式，似乎都不能准确地概括温州，描述温州。作为一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温州，她的确不是“舶来品”，但她不拒绝西方的真正有效益的理念、管理，她不盲从。
温州的确还有许许多多深层的东西未被经济界、学界、媒体所读懂，如温州为什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全国第一”？为什么敢向传统理论、传统制度发起一次次冲击，并为民营经济赢得了一席又一席之地？为什么有那么多温州人活跃在世界各地？等等。这在其他地区是无法理解的，用温州现象、温州模式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