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迦2019-12-24
《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以其三世说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他主张变法易俗的理论基石在于其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这一社会历史观以“三世论”为代表。
《韩非子》的三世说很大程度是针对孔子而来。孔子所说的三世是指夏、商、周三代，认为三代礼制沿袭，变化不大，只是后代对前代有所损益。而《韩非子》提出三世说则反对因袭，针锋相对地主张变革，这一观念可能承自《商君书》。
《商君书》曾提出上世、中世、下世的概念，《韩非子》则将其变化为上古、中古、当今，主要着眼于社会物质条件和世俗民情的变化，认为三世之间有根本的变革。他用古今异俗的三世说否定了儒家因袭损益的三世说，同时也批判了儒家和墨家的法先王主张，破斥了阴阳家所谓的历史循环论，建构起了法家以“变”为核心的变易历史观。
《韩非子》认为，历史不断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条件、社会生产情况、时代面临的问题都有着根本性的变革。上古时期，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不再受到禽兽虫蛇的侵扰，避免腥臊恶臭的食物对肠胃造成的疾病伤害；中古之世，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洪水灾难的侵袭。
近古之世，人民面对的是政治混乱、暴君的欺凌。而尧舜禹汤武等圣人和明君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政治作为其实就是对这些时代主要问题的回应和解决。这一时代主题性的差异也为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世方略打下了基础。
《韩非子》在描述了物质条件和经济产生进步的同时，又指出三世在社会风貌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差异。上古时期，人民和谐不争，因为不争，所以可以推行德治，甚至多次出现禅位天子的情形。
为何古代可以尚德，而今却出现大争呢？出现如此之大的时代差异的根源何在？《韩非子》从理性的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给出了独到而新颖的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新解。
人口不断增长与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是导致古今异变的根本原因。上古时期，人口少，资源充足，所以百姓可以不争而衣食足，可以不用刑罚而民自治。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多了，但是资源并没有随之增加，人口多而资源少的局面出现后，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韩非子》将社会上的冲突争斗归结为对经济和利益的争夺，是对人口与经济矛盾的天才般的洞见，可谓古典时期中国版的“人口论”，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要早之上千年，所以《韩非子》的三世说相当具有影响力。
其实仔细剖析《韩非子》对于三世的描绘，他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与其说是进化，毋宁说是变易。
从他对三世整体特征的描述来看，他一方面描绘上古之世物质生活的落后，另一方面他也在羡慕原始先民生活的富足，二者之间，孰为进化？包括他对三世不同时代主题的揭示，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也构不成历史递进关系。
实际上在这里《韩非子》强调的是每个时代面临的情况不同，遇到的难题各异，因而治国方法也应因时而变。在他心目中当今之世并非一个进化到更高的阶段、更好的时期，相反，他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急世、乱世、大争之世”，在这一点上，韩非与诸子是一致的，都直面并承认当今迫切需要救世之良策。
但与诸子不同的是，韩非并没有简单地回到古代寻求解救之道，原因就在于韩非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变”，古今异俗，世与时移，既然社会条件、民众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已经不同，又怎么能简单地相信用以前的方案就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呢？
从《韩非子》对民众生活和社会风貌的分析来看，就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生产方式而言，社会在不断进步；但在人均占有的物质资料而言，却出现了人口渐增与资源匮乏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又在退步。
就民智而言，民智在不断进化，但从民智开化所导致的民心迷妄、人群争夺、社会混乱来看，民智之开化又成为对道背离的一种倒退。
所以韩非很难说是一个乐观的历史进化论者，他甚至不是一个超越主义者（像他所推崇的老子那样站到道的高度对现实的漠不关心和疏离），他更像一个冷峻而抽离的实用主义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既不做乐观的期待，也没有悲观的绝望，而是对其不断变化、混乱纷争的现实进行客观、冷静的描述。
所以民智进化也好、退化也好，历史进步也好、退步也好，实则不是韩非关注的重点，而他真正关注的其实只是他的政治主张得到辩护：一是变法，二是法治。
他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与其说是进化，毋宁说是变易，与儒道无限眷恋的复古情结不同，韩非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回顾更是一种对当下混乱现实的关照，对他政治理论的回应：因为古今异俗、世情时变，故应变法以应变；因为民智未萌的时代一去不返，和谐温情的德治也不可复现，所以当下大争之世，只能以刑罚齐民之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