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8-01-19
翻开中国各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相似的现象：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播下的仍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子皇孙们往往变得软弱无力、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有一个强悍的君主或精干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势是一路下坡，直到血腥的起义或政变推翻这个王朝，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元朝也不例外。在忽必烈将首都从马蹄声碎的哈剌和林迁到临近长城的开平，继而迁到树绿山青的北京宫殿中之后，草原雄鹰渐渐变成了宫中阔少。除了忽必烈的孙子铁穆耳尚算贤明外，其余的大汗皆软弱无能，宫廷内还不断传出自相残杀的消息。
从忽必烈去世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到最后一个即位的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统元年（1333），三十九年中先后有9位皇帝即位，其中有两位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月。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在位时间最长，但他滥行赏赐，挥霍无度，在黄河连年泛滥的情况下，仍支持权臣脱脱进行“变钞”和“开河”，引发了由治河民工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
在这次英杰迭出的起义浪潮中，乞丐、和尚出身的汉人朱元璋统一了各支起义武装，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初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建立了大明，在北伐檄文中发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号召。同年夏天，明将徐达率领的明朝北伐军攻陷通州，进逼大都。惊恐万状的妥懽帖睦尔不顾群臣的再三劝阻，在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带上后妃和太子，打开建德门，经居庸关逃向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从此，蒙古人又“自由”了。
“自由”后的蒙古人在熟悉的老家建立了所谓的北元。至此，统治中国近百年的元朝宣告结束，蒙古势力退回到长城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妥懽帖睦尔死后的庙号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并不是蒙古人送给他的，而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他“顺应天意让出大都”的一种调侃。
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原，幽幽紫塞被重新建起，万里屏障重新把两个文明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同生在一块大地上，有着共同的基因，但还是无法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是势同水火、泾渭分明。其实元朝给了中国一个十分难得的让草原和内地融为一体的机会，但当时谁也没有珍惜它。随着元顺帝逃回大漠，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不仅是中国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衰亡了，蒙古人在俄罗斯建立的钦察汗国、在中亚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在伊朗建立的伊儿汗国也都渐渐落伍了。究其原因，恐怕首先在于文化上的落后。蒙古人不仅人数太少，而且采用了比自己的民族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文化，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点。
如伊儿汗国被伊斯兰教同化，钦察汗国或接受了东正教或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朝接受了儒家学说并沿袭了汉人的统治制度和生活习性，只有蒙古本土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但在那里，他们所信仰的宽容与平和的佛教教义使其扩张性格得到了抑制，从此变得温顺而且沉沦。
经济原因在蒙古人的衰落中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个处于狩猎经济时期的民族，不可能具备他们侵入的农业文明地区的先进经济观念。每征服一个地方，他们总是烧掉城池，杀掉几乎所有的人，只留下工匠去给他们制造武器，并在刚刚毁掉的废墟上按照蒙古人的审美情趣建造城市。他们不重视农耕，不懂得经商，以至于吃尽了苦头才聘请回族人阿合马负责聚敛钱财。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政权，光靠几队骑兵怎能长期横行？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蒙古人落后的分封制度。成吉思汗的统治形式像埃及金字塔和罗马山丘一样古老，他采取中国春秋时期就已经证明弊大于利的分封制度，将夺取的土地人为地分割给儿子们。到了他的孙子，恶果就显现了，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将蒙古人分成了两大阵营。
后来，伊儿汗国的旭烈兀进攻伊斯兰教的哈里发政权时，与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钦察汗国发生争执，导致无法抽身支援在叙利亚被围歼的军队。之后，窝阔台汗国的海都又与忽必烈爆发了四十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各自为政而告终。内部争斗使4个汗国互不统属，互不增援，以致后来被各个击破。
说穿了，任何一个军事帝国从来就不会维持长久。帝国越大，正规军的人数就会越多；军队的人数越多，留在家中耕田放牧的人就越少。在后勤和军费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对境内的平民敲骨吸髓，或者通过军事行动到邻居那里抢夺。到头来，内部分崩离析，外部四面树敌，直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