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泊凉2018-10-17
随着秦国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秦国对法家思想也越来越推崇，历代统治者无不认为是法家成就了秦国，创造了秦军的荣耀。但到了庄襄王时期，却有一个人看到了法家思想的缺陷并试图纠正，这个人就是吕不韦。吕不韦组织大量门客编修《吕氏春秋》，希望能将此书献给嬴政，作为嬴政执政后的指导思想，让他带领秦国走出极端的状态，让秦国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熔炉。
显然，吕不韦失败了，他没能阻止秦国继续走向极端。一方面是因为法家思想在秦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吕不韦在秦统治集团内斗中失败，嬴政因人废政，自然也就没能采用吕不韦的主张。
始皇的统一大业完成后，大量的珍宝、美女和各种享乐的物品被送到了咸阳，供始皇享用，但同时，始皇也没忘记网罗人才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他“悉召文学方士甚重”。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初入秦朝时，他们也是受到了百般礼遇，始皇经常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他们也乐意积极谋划。
例如，在制定秦王朝的礼仪制度时，始皇就是“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最终确立了秦朝的礼仪制度。始皇封禅等措施，也都有很强的儒家色彩，都是他听了儒生的建议后实行的，儒家的大一统观念、礼教规范、忠君等观念也都被始皇吸收采纳，并将其刻入巡行碑文中。
从以上论述看，始皇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实用方面，对儒生也主要是用他们的知识而非他们的思想，对儒家的核心思想并未采用。在秦朝的朝野中，法家思想还是主流，墨家的部分思想只是起到了强化法家思想的作用，纵横家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没能给秦朝带来有益的影响。在吕不韦的尝试失败后，秦国失去了第一次转型的机会。
后来，始皇与李斯发现，不少儒生用他们的思想学说议论秦朝的大政方针，并用各自的学说指出法家思想的不利之处。秦国是靠法家强盛起来的，他们很难对这种引导秦国走到现在的思想产生怀疑，而李斯本身是法家，更是法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议法家思想的人自然会遭到打击。于是“焚书坑儒”发生了，“以法为教”的政策也就出台了。始皇靠着这种残暴的手段迫使天下人认同法家思想，这就使秦朝再次失去了转型的机会，断绝了秦朝走向长治久安的希望。
“以法为教”规定人们学习的东西只能是各种法令，这就大大减少了教育的内容。人们要想学习，就必须找那些懂法的人去拜师，因此，与“以法为教”政策相匹配的“以吏为师”政策就诞生了。这一政策规定：传授法令这种光荣的任务只能由各级官吏去完成。
但事实上，“以吏为师”并不是李斯创造的。早在西周时期，由于严密的等级制度和落后的信息传递手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典章、文物等各类教育用具都藏于官府，“民间无书无器，学术专为官有，教育非官莫属，非官莫能”。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实际上也就是以吏为师。但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信息交流变得相对容易起来，于是出现了官学衰落、私学兴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教育开始打破“以吏为师”的局限，慢慢发展起来。到秦朝时，李斯为了保卫他所信仰的法家思想，为了助始皇加强统一，压制人们的思想，不惜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秦朝又搬出了倒行逆施的“以吏为师”制度。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策的推行，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氛围，也开启了政府实行文化专制的恶劣风气。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大多处于政治势力的监控之下，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继续前行。而秦朝也在施行这一政策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始皇“唯法独尊”，其他各派都对秦王朝的政策三箴其口，这就使秦朝的统治思想只能是法家思想，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也失去了纠正错误政策的机会。同时，这项政策触犯了太多非法家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秦王朝或抱怨、或反对。这样，秦王朝就失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支持，只能靠武力和峻法来维护其统治。这样的统治怎能长久？但显然始皇和秦二世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只能带领秦王朝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