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9-06-18
杨杏佛生平简介
杨杏佛,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孙中山辞职后,他赴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
1918年回国,1920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校方记恨,被迫离校,奔赴广州,投向革命。到广州后,任孙中山秘书。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6年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杏佛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工作。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杏佛出席国共席会议。
起义胜利后,当选为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认清蒋介石面目,以中国济难会名义极力接济和营救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撤职。
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爱国人士,与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士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驾车外出,被设伏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
杨杏佛死后,鲁迅以悲愤心情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杀害杨杏佛的凶手是谁
一、生性耿直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两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
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曾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
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
二、奉命杀杨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踪,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
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三、特务暗杀
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
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
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入时,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凶犯们见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发动的汽车。过得诚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回来再追时,车已离得很远。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凶手过得诚受伤后被闻声追来的巡捕抓获。巡捕立刻将其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不久便因无法救治而逝世。
四、小佛回忆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
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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