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12-19
中原大战,蒋介石击败了与其比肩的各路军阀巨头,国民党军再次实现了内部“统一”,并得以集中力量对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1930年12月,蒋介石下令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行营,以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但很快遭到失败。
1931年4月初,何应钦到南昌代行总司令职、任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5月中旬,又被红军粉碎。7月,蒋介石亲自组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至9月中旬,再次被红军粉碎。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暂停了“围剿”红军的作战,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竟下令东北军撤出东北。
1932年2月6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委员会改主席制为委员长制,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兼总参谋长。6月,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国民党军的编制体制再次进行调整和整编,颁发了陆军的军、师暂行编制序列,明确规定“统一各师编制,军为直辖单位,军长不兼师长,全国编48个军,96个师,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信等各特种营”。
国民党军在此次统一整编后,蒋介石还聘请了大批外国军事顾问,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以增强其军队的实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在这次整编中建立了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的编制体制。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剿匪”总司令,并兼任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开始对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到1933年3月,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军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力量,提高其军事指挥官的作战指挥能力,为再次“围剿”红军的作战做准备,于1933年7月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担任训练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对其师以上髙级军官进行培训。
培训结束后,9月蒋介石设行营于南昌,集中了约100万人的军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未能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湖南衡阳,指挥国民党军组成的第1、第2、第3、第4、第5路军与由桂军组成的“追剿”第1、第2兵团,川军组成的“追剿”军第1、第2、第3、第4、第5、第6路军,以及滇军、黔军和川康边、川鄂边组成的“追剿”军等国民党军队,对离开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撤销,改由重庆行营继续指挥对红军的“追剿”作战。11月初,国民党政府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企图一举消灭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红军主力。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10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围剿”工农红军,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此时,国民党陆军部队先后发展到15个绥靖公署、9个路军,共计有70多个军(含新编军、暂编军、骑兵军)。
国民党绥靖公署编制序列(1936年10月)
军事委员会所辖绥靖公署
太原绥靖公署 主任 阎锡山
广东绥靖公署 主任 余汉谋
广西绥靖公署 主任 李宗仁
江苏绥靖公署 主任 于学忠
驻闽绥靖公署 主任 蒋鼎文
冀察绥靖公署 主任 宋哲元
豫皖绥靖公署 主任 刘峙
川康绥靖公署 主任 刘湘
滇黔绥靖公署 主任 龙云
苏浙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 张发奎
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 刘兴
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 徐源泉
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 刘建绪
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 督办 卫立煌
国民党军各路军编制序列(1936年10月)
军事委员会所辖各路军
第3路军 总指挥 韩复榘
第4路军 总指挥 刘建绪
第7路军 总指挥 刘湘
第11路军 总指挥 刘镇华
第14路军 总指挥 邓锡侯
第15路军 总指挥 马鸿逵
第16路军 总指挥 徐源泉
第20路军 总指挥 张钫
第26路军 总指挥 孙连仲
第27路军 总指挥 冯钦哉
国民党各军编制序列(1936年10月)
军事委员会所辖各军——共70多个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服从他的“剿共”命令。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联合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并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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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时期的国民党军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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