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何须除去“小明王”

历史狂流2017-05-27

后人论史,每提及“小明王”韩林儿之死,大多认定是朱元璋下的毒手,似乎已成定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韩林儿应朱元璋之请南下,途中舟覆而死。在《明史》中多处有相关记载,如《明史•韩林儿传》说:“太祖命摩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联系朱元璋后来大肆屠戮功臣的毒辣和残忍,如此推论看来也顺理成章,夏變《明通鉴》就是如是判断的。

朱元璋出自郭子兴麾下,自属红巾一系,名义上确算韩林儿部下。不过天下大乱之际,群雄并起,“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称王称帝者有徐寿辉、张士诚、赵均用等,不乏其人,这种名分上的归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太祖本纪》)当时郭子兴已死,正是朱元璋自立门户、独自打天下的开始,此举无非留一条避免将来可能孤军作战的后路而已,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

十二年来,朱元捧并没有对韩林儿称臣,也更不曾依仗过他,除了共用一个“龙凤”年号,二者不过遥遥有政治上的呼应而已,连军事上的同盟都谈不到。当然,客观而言,也正因为刘福通“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让元朝疲于应对,才给了朱元璋壮大实力、从容平定东南的机会。

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巳。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换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人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捧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朱元淳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祖本纪》)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此类枭雄虽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若为朱元障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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