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尊儒尚佛重道冲突吗?

历史狂流2017-09-22

雍正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不仅崇尚佛教,而且重视道教。

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称脚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年)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凡予会者以为荣耀。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个。

雍正把和尚、野僧、释主念不离口,可见他当皇帝也没有忘掉谈佛。雍正还广泛地利用道家,谋求储位时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箅命,可见其对道家的态度。

他在当皇子时也和道士结交,了解老氏之学,在他的《藩邸集》中,收录《_羽士》(二首)、 《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儒佛道三学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

他讲三教有共同的目的,即教育百姓如何作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他说:“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

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也赠张伯端为“大滋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家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尊儒,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虽使佛经驳杂了,但含有扬佛的意思。

所以雍正揉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当然,揉合了三教,更可以全面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中,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氏经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大力干预梵宫内部事务,兴修庙宇,任命住持,表彰高僧,摈斥外道;对朝中出现的奉佛与反佛的摩擦,虽有所顾忌,仍坚持信佛。

为什么他在讥笑和反对之中还要扬佛呢?自然有着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

第一,是强化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深知佛教对于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他讲佛家劝人为善,要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生作孽的报应,既然如此,只好甘心忍受,以求来生的幸福。

雍正欣赏的是佛教中的禅宗,而禅宗是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给人的心灵套上枷锁,使俗人也变成了僧侣。一句话,佛教要人做逆来顺受的良民,极其有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

孔孟之道作为官方哲学,是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雍正极力利用它,又给佛学以较高地位,用来辅助儒学,这样就加强了对臣民的思想统治。

第二,用释徒为谋主必然提高佛教的地位。雍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僧衲密参帷幄,使他们起到高级助手作用。因之,也要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反映他们的一定愿望,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修兰若,赐法号,也是使用比丘而采取的必要的奖励手段。

第三,是统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蒙古人,这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雍正也在自觉地使用它,此点已无需细说。

雍正崇佛,是利用佛教为他的统治服务,他不是佞佛,不是让沙门利用他。他左右佛堂,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

雍正用僧人作高参,但给他们一个活动范围,不许逾越,否则惩治,他把僧侣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虽崇佛,而没有桑门乱政的事情。

总之,雍正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自居,大量干预佛教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

当然,此前的君主也拥有神权,也有利用佛教、道教的,但雍正利用得更自觉、更广泛,且不受宗教的支配,因而有其显著特点。

他这样使人神高度结合起来,强化了清朝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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