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2
曹操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人所共认的政治家。他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这是肺腑之言。不慕虚名，重实权，是他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一、封公建国
封公建国，独立建帜，是曹操摆脱汉帝对他仅有的名义上的羁縻、带有本质性的行动。走完这一步，问鼎的条件自然也就逐步具备了。当然，最终达到这一步是有一个过程的。
曹操自从击败袁绍，自领冀州牧，让还了兖州牧以后，便以冀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尽力经营。根据史籍看来，曹操除征伐在外，常居地亦由许昌迁到邺城;仅以诸多心腹把持要冲，留守许昌。因而邺城逐步取代许昌而成了北方的政治中心。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曹操自领冀州牧后，试图扩大冀州的地盘。当时，有拍马屁的人建议曹操复置古之九州，以广其地。如果按照《书•禹贡》所说九州之冀州，辖地相当于今山西全境、陕西一部、河北绝大部、山东西北部，不仅包括汉代十三州刺史部之冀州，而且包括并州、幽州及司隶校尉部等。其理由是“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曹操被说得心动了，想照办。荀或急说曹操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荀彧之议，可谓站得高，看得远，就当时的情况看非此不足以安定州郡。荀或的深谋远虑，客观上也给急于求大成的曹操泼了一瓢冷水，使其清醒了许多。因此，操即报荀或书说：“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于是遂把复古九州的事搁置下来。当然，自此二人之间亦有了芥蒂。
建安十七年正月，曹操宣布“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廋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建安十六七年，曹操频获军事胜利，功愈多，震主之威愈烈，于是献帝下诏允许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曹操诸事独专，献帝对于曹操的面陈和上奏，不敢说不，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有一次汉献帝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操以事人见殿中，帝不忍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曹操毫无思想准备，大惊失色，“俯仰求出”。按照当时的仪礼，“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
据载，曹操被禁卫兵搀扶着出了大殿后，“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这样的事，自然使他想起了历史上诸多权臣在朝廷之内被杀的事实，客观上加速了他急于封公建国，从而以正当的名义常居邺城，遥控许都。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开始酝酿正式晋爵问题。谏议大夫董昭揣夺曹操之意首倡其议。董昭言于曹操说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
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这段话的重点在于“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本质就是说服曹操及早独自建国立制。董昭在曹操的安排或默许下积极活动，他“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的议题同列侯诸将讨论，在给荀或的信中特别强调：“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
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其天下所望哉！”荀或表示了不同意见。荀或以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没有想到他一向器重的心腹荀或在此关键问题上竟发出如此不合作的言论，“由是心不能平”，于是以“表请”荀或劳军于谯的办法，把荀或调离许昌，并以侍中、光禄大夫参丞相军事，留在军中，实际免去了他的尚书令职务。
荀或阻止不了曹操晋爵立国的进程。建安十八年正月，以天子诏书的名义并全国十四州为九州，以广冀州地域，作立国的准备；五月“策命”便到了。
史载，“策命”是尚书左丞潘勖作的。这时，对操更为忠心不二的华歆已继荀或而为尚书令。他们虽为汉尚书，但却是为操办事的。所以，此“策命”实是华歆、潘勖的受命作。既是受命作，难免官样文章之气，但也恰恰因为这一点，“策命”是用皇帝的口气说话，所以毫不隐讳而更方便地说出了曹操想说的话，反映了曹操的思想实际。
“策命”写得很长，首述曹操大功十余项：（1)“首启戎行”，讨董卓有功；（2)讨伐黄巾，“以宁东夏”；（3)赶跑韩暹、杨奉，迁都于许，“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4)“棱威南迈”，消灭了袁术；（5)“回戈东征”，吕布就戮；（6)“乘辕将返，张杨殂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7)“奋其武怒，运其神策，致届官渡”，消灭了袁绍；（8)“济师洪河，拓定四州”，除掉袁谭、高干，击走海盗，收服黑山；（9)“束马县车”，一征而灭“乌丸三种”；（10)“王师首路”，南征刘表，“百城八郡，交臂屈膝”；（11)消灭了马超、成宜等，“遂定边境,抚和戎狄”；（12)鲜卑、丁零“重译而至”，箄于、白屋“请吏率职”。
结语落脚到“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自比于伊尹、周公，正是曹操自己常说的话。然后就是“策命”的重点和实际内容了，一是扩地加封，“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并强调“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二是给予“九锡”之赏。锡，通赐。九锡本是天子给建有特殊功勋的大臣的九类赏赐。“策命”中列述“九锡”甚详，此不具述。历史上，凡获九锡之赏者大都离篡位就不远了。换言之，权臣逼赐九锡，实际就是在为最后夺权作准备。三是“策命”的最后强调说，“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p#分页标题#e#
“策命”特意强调置官皆如“汉初”二字，这是因为王国官制在汉时变化很大。汉初诸侯王地广权大。据《史记•五宗世家》说，“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汉书•诸侯王表序》说，“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后汉书•百官志》也说，“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
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这种“拟于天子”“百官皆如朝廷”的情况，很快便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如贾谊所说“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后来汉文帝用贾谊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景帝用晁错策“削藩”，继而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用主父偃谋，颁布“推恩令”，才逐步分割和削弱了王国的地盘和权力，“诸侯唯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可见，“策命”强调置官如“汉初”之制，就是要其“拟于天子”，“同制京师”，建立一个独立于汉的国家。
曹操接到按照自己的意思写的“策命”，照例三让而后就，先后写了《辞九锡令》和《让九锡表》，说什么自己的功劳不及昔日受九锡之赏的周公、汉初异姓八王，“九锡大礼，臣所不称”；又说什么“事君之道，犯而无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殒无从。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诸心腹，如荀攸、钟繇、毛玢、夏侯惇、程昱、贾诩、董昭、曹洪、曹仁以及王粲、杜袭等三十余人联名劝进，极论“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即同周汉历代相比），犹怀玉而被褐也（就像身怀宝玉的人而给他穿上件土布衣）”，不仅当之无愧，而且奖赏得还远远不够呢?
该走的程式走完以后，曹操接受了“策命”，遂即上了一份谢表，说什么“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天威在颜，悚惧受诏”。表演得淋漓尽致。曹操此举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往昔虽有三揖三让之礼，但大都是聘享、宴饮之仪，诸如《周礼•仪礼》所言“宾客摈相”之礼，“宾进车答拜，三揖三让”；《礼记•聘礼》“三让而后人庙门”、“三让而后传命”等。曹操开自授自受虚伪“让国”之先例。此例一开，遂被历代篡国逼禅者效尤。正如清人赵翼所说：“至曹魏则既欲移汉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
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间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汉朝，已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然及身犹不敢称帝，至子丕始行禅代。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自后齐、梁以下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赵翼所论极是，十数代逼禅者
皆袭曹魏故伎。虽有小异，但不离其宗。甚者如隋文帝逼周禅，前后所为，较之曹操，如出一辙。
自此，曹操加快了立国的步伐。受诏不久，曹操立即在邺建魏社稷、宗庙。同时，把三个女儿送给献帝为贵人。曹操既谋汉室，为什么还要把女儿送给献帝呢？这就是曹操的谲诈之所在。曹操建国于邺，朝野震动，但当时他还没有立即废汉的打算，献出三个女儿，就是不惜以三个女儿的命运为代价稳定国人之心,表明自己受命时所说的“灰躯尽命，报塞厚恩”的话是真实的，此其一；第二，当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另外，此事与荀或还有很大关系。据《三国志•荀或传》注引《献帝春秋》说•/‘董承之诛，伏后与父（伏）完书，言司空（操）杀董承，帝方为报怨。
完得书以示或，或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或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或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裴松之认为此言无征，“皆出自鄙俚”，是“玷累贤哲”之言。的确有些话是不对的，如谓“伏后无子”（按伏后二子皆被操杀）。其实，就荀或生前的思想状态看，此为完全是可能的，一是出于自保，一是为了紧密汉室与曹操的吴系，从而达到羁縻曹操不至走出篡汉一步的目的。
是年十一月，曹操把魏国的“中央”机构建立起来，开始置尚书、侍中、六卿，以及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对汉室诸官进行了大调整，诸多丞相府要员及朝官、列侯由汉官转为魏官。以丞相府军师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汉官
东西曹橡崔琰、毛玢、何夔，掾属常林以及丞相府留府长史徐奕分别担任魏五曹尚书；汉官尚书、丞相掾或掾属卫觊、王粲、和洽和丞相军祭酒杜袭等为魏国侍中；代荀或为汉尚书令的华歆不久也转为魏国御史大夫；其他汉官如魏郡太守王修为大司农，谏议大夫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王朗领魏郡太守，治书侍御史陈群为御史中丞。
另外还提拔了一大批人。这样便轻而易举地把汉廷要害部门的重要官员转移了。这些人虽然过去也大多是丞相的属下，但名义是汉官，现在不同了，有的人既是汉官又是魏官，有的人则直接变成了魏官。汉室决策部门的要员抽走了，本巳被丞相架空的皇帝更进一步架空了。政治中心自然也就在邺而不在许了。
二、晋爵为王，设天子旌旗
#p#分页标题#e#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军事思想的体现，更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推动了他的事业的发展，统一了北方，奠定了魏国的根基;另一方面，一时间也成了他的思想桂梏，想做天子而最终不能迈出这一步。
曹操认为，“天子”这块招牌谁举起来谁就占有道义上的优势。所以起兵之初，他便指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及至兵力日壮，天下分争之势已成，他以及他的谋臣对此认识就更明确了。治中从事毛玢首说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继而荀彧劝曹操“奉主上以从民望”。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止曹操及其谋士，其他如沮授说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但袁绍不懂,既至知道其重要，曹操已先，悔之晚矣。
曹操迎天子而制之，把天子的大旗拿在自己手里号令天下，迅即引起震动，发生了慑敌之效。沛相陈珪说吕布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诸葛亮隆中对策言于刘备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桓阶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刘表而附操:“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
傅巽说刘琮降操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张昭说孙权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可见，在四百年汉统仍有影响的情况下，天子的旗帜仍有不小的号召力，在不少人的眼里，抗操就是抗汉，就是以下抗上。
挟天子，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凡是敢于抗操的敌对势力总要揭露曹操“挟天子”的本质，如周瑜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朝内也有言操有不逊之志者。曹操为了反驳内外言论，则尽力反复说明自己如何屡立大功，如何忠于汉室，遂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类的文字写出。
毋庸讳言，魏建国后，事物的本质便在急遽变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即魏国政权正式建立不到二个月，曹操行天子仪式“始耕藉田”；三月，以天子诏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十一月，杀汉献帝皇后伏寿；十二月，以天子命“置旄头，宫殿设钟虡（皆天子之待遇）”；二十年（公元215年），以自己的次女曹节为汉献帝皇后；九月，以“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为由，“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自今已后，临时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把皇帝形式上的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也剥夺了；十月，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晋爵为魏王。
曹操从受爵魏公建国到晋爵魏王，中经二年六个月时间。如果说受爵魏公还仅是“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话，那魏王就更不同前了。史载，曹操假天子之命，很快便获得如下特权：（一）二十二年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设天子旌旗就是打天子的旗号，用天子规格的仪仗队、銮驾；称警跸，就是如天子一样，在出人经过的地方实行戒严，断绝行人；（二）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旒，指冠冕（帽子）前后的玉串。据《周礼》和《礼记》载，子、男的冠冕五旒，侯、伯七旒，上公九旒，“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就是说曹操戴的帽子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戴的那种有十二条玉串的帽子。至于“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亦皆天子之仪。
于此看来，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冠冕形式、乘车策马,曹操都已经是毫无二致的“天子”了。所谓绝无不逊之志、绝无篡汉之心一类的表示都被自己的行动揭穿了。
曹操已经过了做天子的瘾，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汉称帝。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曹操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是他早年已经形成的观念。所以，条件不完全具备，他绝不干此等事。
第二，报汉之心始终对他有着一定影响。曹操出身于大的宦官、官僚家庭，因而常说“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领兖州牧表》）一类的话。这种报汉的心情，初期的诸多表文表现得尤为明确。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载，他“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后来“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觉得“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巳过”。这些话，都透露着服事汉室、愿做汉臣之心。这种心情，直到封公建国时仍旧依稀可见，如《上书谢策命魏公》谓“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②。毫无疑问，报汉之心长期未泯，对他处理同汉室的关系是有影响的。
第三，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这类话，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不再说了，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所以，窃以为《自明本志令》类的说词虽曾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
第四，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遽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一方政权的位置上，显然这对自己仍有很不利的一面。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正如司马光所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p#分页标题#e#
尽管这样，曹操的内心实际，至少从封王以后，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建安二十四年在洛阳构筑建始殿，不妨看做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也可以断言，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些准备以魏代汉的表现，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才会乘孙权上书之机劝汉自安帝巳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巳尽，历数久巳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夏侯惇说得更干脆利落：
天下咸知汉祚巳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说的话并非虚辞，汉室的确是只有一个名号，曹操僭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惇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
可见，曹操的意思很明确:上帝已经允许我做天子了，但这最后的一步，让我的儿子去完成吧!由此，更可进一步断言，正是曹操在现实和舆论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死以后，他的儿子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逼汉禅位了。
下一节：曹操联吴击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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