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3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两重性矛盾性格突出的人。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晋人张华《博物志》说，“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都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张华在这里讲了曹操几个方面的技能和爱好。
好书法
张华认为曹操写的草字仅次于东汉末年的书法名家崔瑗、崔实父子和张芝、张昶兄弟。崔瑗字子玉，顺帝时曾官济北相，以“宿德大儒”称。“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子崔实字子真，桓帝时著《政论》名于当时与后世，官至辽东太守，亦善书，所著亦类其父，大都碑、论、箴、铭、书等。张芝字伯英，弟昶字文
舒，史谓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尤其是张芝，有“草圣”之称。《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音《文志》说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曹操的字竟被张华比之于名世大家，虽称“亚之”，肯定亦是相当可观了。
南朝梁人庾肩吾在《书品》中把书法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曹操被列人中之中，誉称“魏主（操）笔墨雄瞻”。唐人张怀瑾著《书断》，分书为神、妙、能三品，称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列人妙品。可见在唐人眼里，曹操的字也是得到很高的评价。
曹操喜好书法，对他的儿子们亦有影响。据说曹植的字写得就很好，所以张怀瑾《书断》称，操子植，“亦工书”。甚至，由于自己爱好书法，竟影响到对于部属的任命和使用。当时有两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是钟繇，一是梁鹄。钟繇在曹操秉汉政之前已是侍中尚书仆射。曹操秉政之后，以繇持节督关中事，屡有功劳，拜前军师，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可见，钟繇是个很有政绩的人物。
钟繇不是以书法进身，但其书法对于当代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怀瑾《书断》说，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在书法史上,钟繇与张芝并称“钟张”，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这样的书法成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曹操另眼相看。梁鹄，《武帝纪》注引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序》说，梁鹄善书，汉代后期以字写得好官拜选部尚书。当时曹操想做洛阳令，可梁鹄派他去做北部尉。曹操平荆州后，点名召鹄，不究以往而让其“勒书自效”。曹操将梁鹄的字挂在帐中，钉在墙上，以后还让其题写魏宫殿的所有匾额。可见其对于好的书法是何等欣赏。
曹操曾对尚书部门的官员提出严格的书法要求。下行上达的文书，字若写得不好，有关人员是要受处分的。其教令说：
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又以草呈示令、仆讫，乃付令史书之耳。书讫，共（供）省读内（纳）之。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书之不好，令史坐之；至于谬误，读省者之责。若郎不能为文书，当御令史，是为牵牛不可以服箱，而当取办于茧角也。
曹操的字大都已不存在。但不难看出，既然唐人还对曹操的字有所评论，那么肯定当时还有其书迹流传。南宋人朱熹在《晦庵题跋》中也提到题曹操帖余少时曾学此表”。后来便散失了。据学者们考究，曹操的字仅有很少的几个留存至今，如其西征汉中
时，在褒;石门（今陕西勉县东北），见褒水湍急，书“衮雪”二字，刻于河内礁石上（现存汉中博物馆）；另有几个草书字“来”、“出”、“写”、“曹”、“短”等见于《行草大字典》。
善音乐
张华把他同桓谭、蔡邕相比，认为其音乐水平不相上下。桓谭字君山，官拜议郎给侍中，东汉初期的哲学家、经学家，以反对谶纬神学名流后世。他的父亲曾为太乐令。史称“谭以父任为郎，因《选举令》，《御览》卷215，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2《魏武帝》。“文笔真草'文，指韵文;笔,指散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云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真，指楷书；草，指草书。“牵牛不可以服箱”，典出《诗经•小雅*大东》，意思是牵牛星虽然叫牛，但不能拉车，名不符实。茧角，此处指刚长出角的小牛。
好音律，善鼓琴”;蔡邕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东汉末年文学家，史称“妙操音律”，“善鼓琴”。桓谭、蔡邕都是于史有征的著名音乐家。张华以曹操与桓、蔡二人相匹,足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事实证明，曹操也的确是很善音乐的。
第一，他很喜欢汉代乐府诗的曲调。曹操存诗二十余首，大都是按照乐府曲调写的。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属乐府的《相和歌•相和曲》，《蒿里》、《薤露》属《挽歌曲》，《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曲》，《善哉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属《清商曲•瑟调》，等等。史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作的诗，是可以演唱的，而演唱的时候是可以用乐府的曲调伴奏的。这一点，从曹操乐府诗的格律形式，如常用叠句或赘语“一解”、“二解”云云，足可证明。无疑，曹操喜好音乐，喜好乐府诗，不仅从中得到娱悦，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新的乐府诗激情。换言之，曹操有这许多乐府诗流传下来，应当说是与其爱好音乐有着直接关系的。
第二，他喜欢听音乐，也喜欢引吭高歌。曹操常说“诗言志”。他在苦闷和高兴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诸如《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反映的是苦闷时的情况;《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反映的是心情愉快时的情况。他还喜欢用音乐招待客人，“我有嘉宾，鼓瑟吹莖”。#p#分页标题#e#
曹操的诗中常提到“歌以言志”、“歌以咏志”，虽是诗賦形式的需要，也实是他高歌自己作品时的一种情绪反映。“登髙必赋”，就是每次登高都要引吭吟咏。曹操不仅活着的时候喜欢音乐，略如《曹瞒传》所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甚至希望死了以后还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因而生前便留下遗嘱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縷帐，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
第三，喜欢音乐人才。诸如阮瑀、杜夔等都得到他的特别器重。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写得一手好文章，已如前述。而且由于他少受学于蔡邕，“善解音，能鼓琴”，很有音乐修养。有一次，曹操招待宾客，因瑀不主动同自己说话，很不高兴，“使就技人列”，将其同技人安排在一起。阮瑀“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
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操）大悦。”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汉末以知音为雅乐郎，避乱荆州，曹操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一作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
当时，曹操既喜欢雅乐，也喜欢俗乐，因而《通典•乐一》有云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郑声被宠”。柴玉为郎中令铸钟工，有巧思，多所造作，为时人所知。杜夔令柴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淸浊任意，颇拒捍夔。
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工。”
雅乐、俗乐二者相比，曹操平时可能更喜欢俗乐。《宋书•乐志三》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曹操的乐府诗，也大都取乐府之相和曲调，“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见，《但歌》、《相和》都属于俗乐。
综上可见，曹操爱好音乐、提倡音乐，虽然同其娱悦“声色”的因素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把音乐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给予了重视，因此应该承认他在中国音乐史上至少有两点贡献，一是由于他的确甚通音律，因而能支持正确的意见，避免了谬种流传，影响后代音乐的发展;二是战乱之后古代雅乐已经逐步流失，曹操获杜夔、用杜夔，从而“绍复先代古乐”。曹操时的“先代古乐”是否流传至今，很难断言，但其历史的影响当是不可否认的。
魏晋时期，同统治者的腐朽相称，音乐歌舞曾有过繁荣。史载，魏时有短箫铙歌十二曲，诸如《楚之平》、《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大都是歌颂曹操功业的。这些歌曲都没有流传至今。但任何艺术领域的发展都不应割断历史，都应注意到它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证明，晋人就是在曹魏基础上改进律尺，发展音乐的。史载，杜夔调律尺（即魏尺，合0.242米），并不是很准确。
晋武帝时，“张华、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钟律，其声乐多不谐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铜尺，铜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具五音以应京房之术……”。新尺，即晋荀勖律尺，合0.231米，较杜夔律尺短0.011米。由此可证，晋人曾经是在曹操用杜夔“绍复先代古乐”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并发展了中国音乐，尤其是汉代音乐。
懂建筑，善治土木工程
王沈《魏书》说曹操“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这说明，他是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建筑“工程师”。事实确实如此。
史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铜雀台于邺。作铜雀台，一则表明他将以邺作为新的重要政治中心和自己的长居地而营建;二则表明他好大喜功，喜欢通过实际的形象展示自己的势力；三则因为铜雀台的主要功能是娱欲、宴饮场所，表明他确实属于喜好声色的人物。诸此，点到为止。本书在此主要是想展示曹操的艺术才能。无疑，铜雀台是他的杰作之一。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120间，楼顶建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
建筑之精美，今已不见，不妨引诗为证。建安十七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賦。据载，“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登台赋》谓：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菅。建高殿之嵯蛾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其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此賦开首即发出对乃父的崇敬和随父登台游赏的兴奋之情；既而书尽台之巍峨壮观，“建高殿之嵯哦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并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圣德联系起来，“扬仁化于宇内”、“惠泽远扬”，最后落脚到“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之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东王，指神人东H这样的情景交融、才气横溢的辞赋，自然得到了时人的重视。所以曹操对其“深异之”亦绝非偶然。
曹丕不及曹植来得快，然而其作亦为可观。曹丕《登台赋》词为：“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此赋文辞秀丽，亦不失为描写景观之佳作。但也应该承认，如与曹植同题作相比，的确不及其情景交融，寓意深切。但从极书建筑本身的雄伟而言，则有过之。#p#分页标题#e#
铜雀台是曹操的建筑艺术代表作。另外，还有金虎、冰井二台和晚年在洛阳动工的建始殿，都是他亲自规划的。《水经注》说，铜雀台北，有冰井台，建安十九年建成，髙8丈，有屋140间；南，有金虎台（又名金凤台）建安十八年建成，高8丈，有屋190间。两台规模亦很大，但高度不及铜雀台。
曹操还有许多方面的技能。他一身好武艺，“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围棋下得好，可与世之高手相匹。会打铁，能“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还曾设计并命有司打造“百辟”宝刀五把。他的《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曹植得到百辟刀后很高兴，特作《宝刀赋》颂扬曹操的功德及其巧思，其中有云规圆景以定环，掳神思而造象。
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混濩。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他还善发明，如作“霹雳车”，以对付敌人高橹。战争中，常常因时因地之宜而兴水土之建，或作地道，或为沟渠，或树栅为甬，或集沙成垒，无不尽其妙，成其用。爱好酿酒，曾特意向皇帝《奏上九酝酒法》。曹操所以如此多能，与其年轻时的社会经历及其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下一节：曹操好养生善结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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