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3
曹操死后，曾经有过一度吹捧曹操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诔•序》中说到曹操丧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说辞。可以肯定，曹操死后，在他的统治区域以内，确曾举国同悲过一阵子。
曹丕代汉以至终魏一代，曹操旧属仍然经常以曹操的功业和睿智为据，谋事、劝政。如和洽以曹操“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卫觊以曹操“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劝诫明帝。这说明，曹操的事功和形象，曾经有力地影响着曹魏政权。
但是，魏亡之后，情况便有所不同了。曹操的形象不再那么神圣，一些论操及三国的书，不仅谈曹操的事功，而且也言曹操的过失及其为人。特别是晋人的著作开始披露曹操诸多酷虐变诈，为人诡谲、忌刻的事实。所以，从诸多著作看出，曹操的形象，从晋开始，便不那么高大了，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是在宋代以后。
陈寿誉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就史家而言，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陈寿本蜀国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但长期受压抑，“屡被遣黜”；其父本为马谡参军，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处死，寿父连坐被处髡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看不起陈寿。因此，陈寿对蜀没有好感。不过，他在《三国志》中还是给了诸葛亮以比较客观的评价的。但唐人房玄龄等撰《晋书》时仍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低了，“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相对来说，陈寿之于曹操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评价也更客观些。陈寿给曹操的总评语是：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际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在这里肯定了曹操鞭挞宇内的统一事业，肯定了曹操的智慧和才能，同时也肯定了曹操的谋略和揽申商法术的思想，肯定了曹操任用贤能的思想。
他不把曹魏最后代汉视作篡逆，而认为“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乃曹操“明略最优”的结果。因而，他盛赞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个评语，的确要比给予诸葛亮的评语“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要高些。至于给刘备的“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的评语，更见其“等而下之”之意。不过，陈寿对于曹操的为人亦时有所非，如谴其征陶谦，“所过多残戮”。
另外还有一些高度评价曹操的晋代著作，诸如王粲《英雄记》、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其中王沈《魏书》可为代表作，影响亦最大。王沈，好书，善属文，魏时累官中书门下侍郎、治书侍御史、尚书、豫州刺史、征虏将军，入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居官两朝，均受重用，是个很有影响的既有文才、又善武事的人物。他在所撰《魏书》中虽然没有对操作“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语，但其具体置评则远超陈寿之上。他不仅仅是简单地以魏为正统，而且蔑称其他包括吴、蜀在内的军事集团为“群丑”。因此便有“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之语。他从几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曹操。
其中主要之点有:第一，他将曹操与孙武、吴起相较，高度美誉其军事才能与思想，“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第二，他推尚曹操的用人思想，认为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第三，他佩服曹操的智能，认为曹操是文武全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髙必賦，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第四，他赞许曹操的俭朴作风,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第五，他颂扬曹操严明赏罚的作为，“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毋庸讳言，陈寿对曹操的评语中有明显的曲笔回护之辞。什么“不念旧恶”云云，实属以偏概全。至于王沈《魏书》，先代早有定论，唐人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在《王沈》本传中指出，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多为时讳”，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此观之，就不难理解陈寿、王沈为什么竭力誉操而较少披露其酷虐变诈了。
以“纪”述曹，以“传”记孙、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陈寿、主沈等入晋后做了晋朝官，他们的著述力求适应于晋的政治需要。晋承魏后，从继统的关系来说，“帝魏”就是承认晋的正统地位；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卓有功勋，彪炳曹操的事功，对于司马氏是增荣的事，而绝无伤害。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说得很对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陆机二分评操
陆机，本吴国陆逊的孙子，人晋为祭酒，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郎中令，转殿中郎、中书郎等。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陆机曾作《吊魏武帝文》给«操以裉高评价，其中有云：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勅敌其如遗。……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曰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提福，亦践危而必安。....
这是陆机“游乎秘阁，而见魏武《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以后发的议论。他备赞曹操，所谓“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勅敌其如遗”，以及“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云云，实是对曹操武功与才智的肯定;所谓“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乃是以德配天地而与日月同辉的传统誉词，对曹操的功业加以歌颂；至于“济元功于九有（九有，即九州），固举世之所推”，则表明陆机认为曹操有大功于神州，因而得到“举世”的推崇。#p#分页标题#e#
陆机在这篇吊文中几乎没有谈到曹操的缺点，大概是受祭悼性文体限制的缘故。所以，只能代表一个方面的评价，不宜视为全面评价。全面评价则表现在他的《辨亡论》中说的既简单而又明确的话，“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就是说，曹操虽然有功于国，但为政酷虐，老百姓对他没有好感。
孙盛《异同杂语》和晋时吴人所作《曹瞒传》首开非议曹操为人之先
南朝宋人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注引图书二百余种，其中仅《武帝纪》注引的书籍就达二十余种。这些书籍大都是魏晋时人所作，因而也大都尊曹魏为正统，称曹操为太祖。但对曹操的态度，却有显著不同。王沈《魏书》等竭力回护曹操，孙盛《异同杂语》等书和吴人《曹瞒传》则在讲述曹操事功的同时，不时披露曹操酷虐变诈的一面。
比如，《曹瞒传》以“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评议曹操少年所为;极力渲染曹操遣华歆收杀伏皇后的残忍，“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后披发赤足，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曹瞒传》对曹操的总评归为三点，一是“为人佻易无威重”；二是“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旧怨，亦皆无余”；三是“酷虐变诈”，乱杀无辜。孙盛仕晋秘书监加给事中，也是晋官，但对曹操似无好感，因而评价亦大异于他人。
首先，他将许劭对曹操“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预测评语篡改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曹操由“英雄”变成“奸雄”；
第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魏书》说是因为吕伯奢的儿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所以“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孙盛则说是“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进而说曹操凄抢而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生动地刻画了曹操人格之非;
第三，曹操伐徐州陶谦，所过多残杀，孙盛指称“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第四，曹操攻下邺城，“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賜杂缯絮，廪食之。”孙盛评说:“……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昔汉高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岂非百虑之一失也”。
《曹瞒传》和《异同杂语》等书反映着包括部分士大夫在内的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深深影响着后人，遂为南北朝以后小说家作品中，包括明人罗贯中《三国演义》在内的曹操形象的渊源。
在此附带说一点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态度。裴松之对于孙盛著史的态度本有看法，曾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但他依然把孙盛诸多非操之论引入书中。由此，我们不妨认为裴松之也是不赞赏曹操的为人的。
习凿齿首倡搡为“篡逆”之说
习凿齿东晋时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累官西曹主簿、荆州别驾、荥阳太守等。著《汉晋春秋》。论者常说，古代历史著作，包括《资治通鉴》在内都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只是南宋以后人们受朱熹《通鉴纲目》以及南宋偏安江南的事实的影响，才将曹操斥为篡逆，“帝蜀”而“寇曹”。实则不然。开其先者当为习凿齿。习凿齿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三国时以蜀为正。他说广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又说，“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可见他是以蜀为正统的;第二，汉亡而晋兴，“皇晋宜越魏继汉”。
在继统关系上，他试图把魏抹去，由晋直接承汉。他的理由是，“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他认为，曹魏没有资格继汉为正统。
他说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习凿齿甚至不承认司马氏立功于魏，而认为“宣皇祖考（司马懿）立功于汉。”可见，习凿齿的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常强的。为争正统，不惜曲解历史。当然，习凿齿视曹魏为“篡逆”也是不足为怪的事。因为东晋与以后的南宋一样，地处一隅，情势同于蜀汉而殊于曹魏。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观点的确对后世发生了深刻影响。
下一节：曹操在唐宋南北朝时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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