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奸雄”形象定格元明清

梓岚2017-07-13

据学者们考证,叙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已经有了。如元初至元年间《三分事略》话本。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长达八万多字,三国故事的始末巳粗具规模。

金院本、元杂剧中存留至今的三国故事剧目也有四十多种,剧本一、二十种。学界共认,罗贯中《三国演义》就是参照史籍、采摘传说,并在这诸多已流传颇广的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

艺术化了的曹操逐步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

《三国演义》是以什么指导思想对待曹操的,已是人所共知,勿须多说,撮其要:一是以“篡逆”视操,把曹魏排除在正统之外;二是以“谲诈”绘操,巧演历史,充分揭露、渲染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之一。书中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诸多历史人物的事功及其形象,虽然大都本于事实或取自传说,但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或奸,或忠,都被典型化了。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诡谲奸诈的作为及其龌龊的心理状态突出了。因而造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与《三国演义》以及金、元以后的戏剧中的曹操有着很大的差距。

无疑,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第一,《三国演义》等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第二,《三国演义》的写作基本符合历史小说的写作要求,它在贯彻其尊刘抑曹的思想时,主要是通过铺陈细节、重组或调整事件的前后关系、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等手法完成的;书中重要事件本身的具体描写很少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第三,作品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芒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观。这是不能强求作者的。

这里,顺便就《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说几句话。在诸多评论中,对于《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或谓宣传了英雄史观,或谓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或谓歪曲了曹操的形象。诸此,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事实上,包括所有历史典籍和历史小说在内无不体现着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并非是《三国演义》的独有特点,时代使然,不必过责。

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三国演义》虽然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或给历史渗进了水分,掺入了杂质,但更主要地是通过艺术的手段使广大民众得到了汉末、三国的历史知识。直到今天,人们为什么对三国历史故事知道得较其他朝代多?《三国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关于曹操的形象,人民群众的确是通过《三国演义》以及据此编成的各种戏剧的熏陶,将其视为诡谲、奸诈、篡盗的化身的。

所以,对此《三国演义》难辞其咎。但是,《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这个反面形象,却始终起着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这就是鞭抵奸诈,褒奖忠信,非议权术,提们诚直。这正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因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应该指出,在学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个两面形象的人物。很多个人的学术著述承继了唐宋以来对于曹操的评价,即肯定其才能,非难其为人。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_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多才多艺”、“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但当讲到为人时,便谓曹操“志窥汉鼎”、“称王谋逆”、“甘心作賊”。

清高宗御定曹操“篡逆”名

清代否定曹操者多有,但以高宗乾隆皇帝最为彻底、干脆。他的态度是从编築《四库全书》时对一篇宋人文章的评价表达出来的。史载,北宋皇帝宋真宗有一次经过亳州(即曹操的家乡诡县),见城东曹操庙已很破旧,即令曾做过参知政事、给事中、工部和刑部侍郎的时任亳州知府张知白主持重修。庙宇修缮之后,请当时著名古文家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大概是因为碑、诔一类文字通常是为故人颂德而少言其劣迹的缘故,穆修这篇碑记多有颂操之文。

他说,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又说,曹操“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这篇颂扬曹操功德的碑记,收在了穆修的《穆参军集》内。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准备收选穆修的文章。乾隆看到这篇碑记时,不禁大怒,认为穆修“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因令“刊除此文,以彰衮钺”。乾隆称操为“篡”为“逆”,视操为巨奸大憝,遂成官方定评,从而成为一条无形的政治戒律,大大影响着清代后期学术,人少敢言曹操之优者。

现见清代相对客观评操者,大都在乾隆谴操之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夫之。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明末淸初人,早年参加过抗清活动,后来隐居衡阳城外石船山下,因号船山,著述甚丰,晚年著有《读通鉴论》。在这部书中,王夫之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对历代重要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评论。王夫之很推赏曹操的智能,如谈到曹操表示不同意何进召董卓进京诛宦官时说:“(何)进之心胆失据,而(袁)绍无能辅也。曹操笑而袁绍忧,其智计之优劣,于斯见矣。”

谈到袁绍欲立刘虞为主时又说广于是而知操之视绍,其优劣相去之远也。”王夫之认为,“以操为早有撩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耳。”无疑,此论是很对的。王夫之同时也指出曹操的另一面,如评何进失败原因时说曹操识之明、持之定,而志怀叵测,听王室之乱”。在谈到曹操伐陶谦报私仇时说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王夫之对于曹操的所谓“任天下之智力”也有评论,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

乾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即使像赵翼这样置评多称公允的历史学家也少称曹操好的方面。他评论曹操用人时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各有不同,“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进而指出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以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或素为操谋主,亦以其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赵翼对于曹魏代汉,尤甚詈之。他说:“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盖变本而加厉焉。”无疑,这样的评论,正与官论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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