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8-10-24
自请外任的包拯依然坚定着清心直道的本心，为国为民效力。随着文彦博、吴奎等人的起复，包拯也得以再次提拔入京。而这次等待着包拯的却是无数官吏向往的开封知府。
开封知府一职被认为是进入中枢的必经之路，而素称难治的开封府也是一座风光无限的政治险峰。在这座险峰之上，包拯不惜伤害权幸宠臣的利益，疏通惠民河；不怕引起仁宗皇帝的怀疑，劝立太子。包拯也以“阎罗包老”名震京都。
嘉祐元年（1056），之前的宰相陈执中和梁适相继被罢相，文彦博和富弼入主中书省，吴奎知制诰。
当初，唐介弹劾文彦博时，就曾推荐富弼继任，而在至和二年（1055），富弼被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再度拜相的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布任命的那天，士大夫们都认为这是仁宗皇帝用人得当，而在朝堂上相互庆祝。仁宗皇帝知道后，对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这富弼也确实是一代贤臣，范仲淹就十分赏识富弼，称富弼有“王佐之才”。富弼出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正发生严重的水灾，数以万计的百姓受灾，流离失所，尤其以京东路受灾最为严重，流民达到六七十万之多。
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的地方官员百姓贡献米粮救济灾民，又征收到房舍十余万间，以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时留下的尸体收集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为了百姓日夜操劳，有人劝他说，你自己尚且被谣言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回答道：“我岂能以一己之身与这六七十万人的性命相比较！”富弼冒祸救灾民，仁宗皇帝听说后十分感动。
文彦博等人刚刚回到政治权力中心，便在当年的八月，与欧阳修向仁宗皇帝建议让包拯出知江宁府。包拯就此迁任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
十二月，仁宗皇帝终于再次重用包拯。仁宗皇帝下诏，将包拯升任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开封是当时的都城，所以对于开封府知府的任命都是很慎重的。而由于北宋太宗皇帝和真宗皇帝在即位前都出任过开封府知府一职，因此，后来的大臣出知开封府都在前面加一个“权”字，以表尊重，而不是临时担任的意思。
当时，有舆论认为，朝廷的执政大臣多是从开封府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中选出的。由此可见，仁宗皇帝再次重用包拯时，对他的期待与倚重。
然而，开封府知府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位。开封是北宋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有居民约一百五十万，而当时北宋全国也只有约三千万人，开封以一府之地容纳了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各项公务自然是十分繁忙的。
而且京都中有很多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居住往来。而在庞大的权贵集团中，难免会有一些无视律法、作威作福的。而且权权勾结，即使开封府官员想要依法处理，难度也是很大的。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就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逐出京城。
在北宋一百七十年不到的历史中，却有一百八十人担任过开封府尹，却只有近八十位宰相，可见其更迭之快、升迁之难。有记载说：“当时出任过开封知府的人中，有将近一半不仅没有因此获得升迁，反而为此丢官离京。”
包拯就是登上了这样一座风光无限的政治险峰。
包拯于嘉祐二年三月（1057年4月）正式出任开封知府，至嘉祐三年六月（1058年7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包拯却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
包拯去世后，开封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便在开封府旁修建了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现在，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模糊难辨。
开封包公祠后来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了阻挡李自成的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而大水冲入了开封，将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包公祠遗址上就只留下了一个小水潭，人们却仍为这潭清水取名为“包府坑”，寄托着历代百姓对包拯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