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8-10-25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开始编纂史著，与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横跨中国历史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实际上，时至今日，《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7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
司马光从政近50年，对北宋的国计民生、典章制度发表过不少独特的见解。诸如虚心纳谏、崇尚务实、注意民心、知人善用等治国主张，长期不懈地编纂《资治通鉴》，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
名人名言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
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有众长。
夫俭则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