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8-11-07
列宁不愧为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伟大，在于善于把握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脉搏，认真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勇于面对现实，随时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书仙”，是“完人”。带着这些问题他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
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接待来访工作占有很大的位置。十月革命初期，凡是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列宁的人，都要通过很多岗哨，访问者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受到阻留。
列宁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要求卫戍司令：“对来访者如果有秘书处放行的指示，可以不必浪费多余的时间。”如来访者没有按时到来，列宁总要派人去查询，看看是来访者不熟悉路，还是被某一岗哨阻留了。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是一位美国进步的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1917年夏到俄国，目击了十月革命，并亲身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有一次，他在莫斯科被邀请去见列宁。那天，威廉斯和许多人都在会客室里等候接见。可是，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招呼。他感到奇怪，因为，列宁总是非常遵守时间，这次“例外”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某一件特别的大事，某一特别重要的人物耽误了列宁同志。10分钟，20分钟，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人们还在等待着，猜测着……
门终于开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人来，他既不是外交家，更不是什么高级官员，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穿着短羊皮袄和草鞋的农民。
“请原谅我，”当威廉斯走进列宁的房间时，列宁说：“这是唐波夫省的一位农民。我想听听他对电气化、集体化和对偿付沙皇借款的想法。是那样有趣，那样动人，我完全把时间忘记了。”
像这样的农民，当时在苏维埃俄国是可以见到千千万万的。威廉斯对这件事感触极深，他在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的文章中写道：
各式各样的人都成了列宁了解情况的来源。他把千万件收集来的事实慎重权衡、考虑和分析。这就使他比敌人高明，帮助他辩胜敌人、战胜敌人，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翻砂工、伏尔加河畔的装卸工人，还是莫斯科的扫地女工，凡他们所想到的，所感觉到的，对列宁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他经常同他们直接谈话。
列宁日理万机，公务活动很多，还时常利用星期天到农村去了解民情。但这些行动从不兴师动众，而是像普通人一样。在农村，除了草棚之外，他不愿意在任何阔气的地方住宿。每当好客的主人想为“客人”安置“方便”的睡铺时，列宁总是笑着说：“什么铺也不要！我就在干草上睡觉，要是铺上东西，那就没有这样的风味了，而且也不会有这样舒服。”他总是拿自己的大衣，或是毛毯，盖着睡觉。早上起来，走到井边或河边去洗脸。
1921年的一个星期日，列宁来到波克村。他一下汽车，就遇上了几个农民，其中有一个当过人民代表，见过列宁。他一说这是列宁同志，农民们就呼啦一下把列宁围住了。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大伙儿说；“这就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者列宁，就把咱们的困苦说给他吧！”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起来。农民们告诉列宁：波克村的苏维埃领导人，假借执行粮食税的法令，几乎把农民的粮食和种子都夺去了。
列宁意识到：有坏人在作怪，妄想以此引起农民对政府和党的不满。他让农民们把这些情况，不遗漏一个事实、一个人名地写下来交给他。后来，列宁把农民写来的情况转给非常委员会去办理。不出所料，这个村被富农和危害分子统治了。非常委员会及时纠正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把这个村的领导权夺了回来。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千千万万的郊区农民涌进了莫斯科，由于他们长期受沙皇的压迫，他们怀着对沙皇的刻骨仇恨，对沙皇住过的房子，他们也要坚决烧掉。
列宁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认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将对革命成果造成很大损失。他立刻作出指示：要向农民们进行大量的宣传，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但是，工作队员们一次宣传，两次讲解，三次解释，农民们根本听不进去队员们的解释，态度仍然很坚决。最后，列宁决定亲自给农民们说话。
他首先告诉农民们：“房子可以烧，但在烧房子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讲几句话？”
农民们回答：“当然可以。”
列宁又问：“你们能否告诉我，沙皇住过的房子是谁建造的呢？”
农民们答道：“当然是我们建造的。”
列宁接着问：“我们建造的房子。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财富从沙皇手里夺回来了，把这些房子让我们自己的代表们住好不好呀？”
农民们回答：“好！”
列宁最后问道：“那么，沙皇住过的房子，我们还要不要烧掉呢？”
农民们被列宁说得口服心服，房子肯定是不能烧的。
一场烧房子的风波，就这样让列宁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列宁夜以继日，亲自拆阅群众来信，以了解民情，民意；他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他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亲自召开了非党农民代表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天，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来自列宁省弗明基村的一位老农。列宁给老农端上一杯茶，微笑着说：“你叫伊·阿·切库诺夫，是吗？听说你跑了很多地方，了解了很多情况，说给我听听好吗？”
列宁的亲切、热情打消了切库诺夫的紧张拘谨，他打开了话匣子：“现在庄稼人很苦，连基本口粮都没有，山区有些姑娘连衣服都没有得穿，只能等晚上天黑后才能出门到井边打水洗东西。”
“依你看，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列宁关切地问。
“我看，主要问题就是庄稼汉失去了干活的兴趣。农民种田，不知道秋天要被他们拿走多少粮食。打得多，国家拿走得也多，干好干坏都一样。反正都拿走了。谁还有心干活？政府要调整政策，想办法唤起大家干活的兴趣。”
列宁很感兴趣，接着问：“有什么办法能唤起大家干活的兴趣呢？”
切库诺夫答道：“为什么不采用我们庄稼人早已习惯而且认为是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呢？我说的就是按农田数量，规定固定的上缴税收数，而且要事先公布，不要随便改变。”
列宁忙问：“你是说要政府制定一个征税的标准吗？”
“对啊，庄稼人按规定交税后，剩余下来的产品要允许自己支配。”切库诺夫说。
老农的一番话，令列宁茅塞顿开，由此，进一步考虑农村经济政策的新思路。他对切库诺夫评价很高，当即写信推荐他到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建议再吸收几个经验丰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农民，到农业部工作。列宁此后还多次约见切库诺夫，谈论农村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倾听农民意见的同时，列宁还十分关注理论界对农业政策问题的讨论。在博采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列宁调整了经济政策。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经济政策启动下，俄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全国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并稳步上升。
1921年起，列宁接见了多批国外经济代表团。他在同第一个接受租让企业的美国代表阿尔曼德·哈默说：“我们邀请美国人到我们俄国来，是为了请他们教给我们生产方法，把我们的工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对这样的援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答应美国资本家绝对不受侵犯，保证它在一定时期内能从它承租的工商企业中赚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