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狂流2016-10-13
最后的心愿
那些来采访吴其轺的记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最幸福？”答案总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儿：“活着。”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吴其轺的晚年，死亡并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他常向吴缘念叨，希望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芷江机场的跑道边。
吴其轺的父亲吴銮仕，早年曾受闽清侨领黄乃裳之邀，前往马来西亚开创“新福州”垦殖场，即现在的诗巫市，并被推选为当地华侨的领导人。1940年吴銮仕回国传教，却在1951年以“恶霸”之名被枪毙。
吴家兄妹除三子夭折外，其余九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后来的命运却不免令人嘘唏。长子吴其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任北大教授，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后被打为“右派”；次子吴其瑞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解放后任南平市副市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自杀；四子吴其璋是黄埔军校第12期学员，1943年牺牲在密支那的战场上；五子吴其瑗，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文革”中被打断了腿；长女吴贞宜毕业于福建华南大学，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文革中不忍迫害自杀；次女吴静宜也是福建华南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因为丈夫是台湾海军军官，“文革”中也多受牵连；三女吴端宜，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校长，被划为右派小女吴肃宜也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教务长，也被划为右派，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当年81个一起参加蒋介石授剑的毕业典礼的同学，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32个。到了晚年，每每见到曾经的战友，老人总会抱头痛哭一番。一般来讲，飞行员如果有过一次迫降的经历后就会留下心理阴影，后来，一位民航的飞行员还专门慕名找到吴家向老爷子请教：“怎么能够3次被击落还照样飞？”吴其轺的回答倒也干脆：“没人干，只能上。
在吴家的客厅里，摆放在冰箱上的两个玻璃罐格外显眼，那里面装的是来自辰溪与广元的土壤。这是吴其轺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他一直想回到当年坠机的地方看看恩人。2005年，在到芷江之前，吴其轺跟随凤凰卫视的摄制组找到了辰溪县那片迫降的小河滩。当年的救命恩人都已过世，老人抱着恩人的孙子老泪纵横。临行前，他特意让儿子在河滩上放了一挂鞭炮，那是他重生的地方。
从三四年前就陆陆续续住院治疗，但吴其轺似乎一直在坚持着等待什么。原来，抗战胜利后，美国空军曾授予他一枚“优异十字勋章”和一枚“航空奖章”，前者专为表彰那些执行空战任务50次以上的飞行员颁发。可惜后来寄存到姐姐家里的奖章，在“文革”抄家的时候丢失了。从1980年平反开始，吴其轺就不断地给美国方面写信，希望能够补回奖章。吴缘拿来厚厚的一摞信给本刊记者看，娟秀的英文言辞恳切，每年一封。终于在去年10月有了结果，金灿灿的两枚勋章从大洋彼岸寄了过来，附件里标注着吴其轺参加空战的次数：88次。
芷江“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吴其轺的离世，大陆健在的“飞虎队”员基本算是谢幕了。从2003年举办第一届芷江国际和平节以来，吴建宏辗转联络上了绝大部分当年的“飞虎队”员。“健在的基本都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华人飞行员也不过还有十几个人，反而是美籍的寿星更多，有100人左右。”据吴建宏了解，当年回到大陆的“飞虎队”员，后来的境遇大多不好。本刊记者在吴家采访的两天，正巧彭嘉衡的儿子也前来慰问，他告诉记者，今年8月份父亲已经去世，到了晚年，甚至连医疗费都成了大难题。
而据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掌握的资料，当年参加“飞虎队”第一、三、五大队的中国籍飞行员一共有381人，除此之外，还配备了人数更为庞大的指挥、地勤及服务人员，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是“飞虎队”的一员。孙官生前两年重走远征军路线的时候，就在山区发现了一些这样的老人，但他们却大多隐姓埋名后半生，默默无闻，无人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