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8-04-25
“经”在周代的铜器铭文中即已出现，字形作“巠”，为“经营”之义。如《簋夸铭》中即有“昼夜巠”（经营）的句子。战国以后，“经”开始作典籍讲，但不单指儒家经典，如墨家著作亦称《墨经》。《墨子》还有《经》上、下篇和《经说》上、下篇。
最早将儒家的书籍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道之。”这样一来，“经”便成为儒家所专有了。而自此以后，“经”也往往用来专指儒家的典籍。如《荀子·劝学》“学恶（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而《劝学》所举出的经书便是《诗》、《书》、《礼》、《乐》、《春秋》。
儒家的典籍为什么被称为“经”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也。”清段玉裁注进一步解释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是以“经”为事物的最基本的方面。东汉刘熙《释名》说：“经，经也，常典也，如经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这足以经为“常”。
而东汉班固争在《白虎通义》中就明确释经为“常”，并认为“经”即“常道”，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近人皮锡瑞也认为应释“经”为“常”。他在《经学历史》中说：“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
儒家的典籍被确定为“经”后，在战国和西汉就开始有专门的著作对它们进行解释。这样的著作被称为“传”或“记”。如对《春秋》，便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等“三传”对它进行解释和阐发。对《礼》经（即《仪礼》），也有《礼记》对它进行阐述。
这些“传”和“记”便开了训释、阐发儒家经书的先河。而到后来，它们中的有些著作也被当做了“经”，如上述的《春秋》“三传”及《礼记》便是。于是，又有些书来为这些“传”和“记”作注释，即所谓“笺”、“注”、“疏”和“正义”等。而人们在注释经书时又往往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及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这样便形成了一门内容丰富而又流派众多的学问，即儒家的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