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1
屯田既已成功，随后曹操便更为自觉地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继续下来，决定大范围推广，郡国例置田官，同时也注意到屯田制度的改革。关于制度的改革，尤需重视的是两项：
第一，用国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任峻死后，曹操使国渊负责屯田事。国渊，乐安盖（今山东沂水西北）人，曹操辟为司空橡属。史载，“太袓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的具体内容，史无明文。相土处民，较易理解，概为相土地之广宜，而决定募民之多寡和该处屯田的规模。计民置吏，实为设置并改进屯田组织的一项措施，重点是根据屯田民的多少配置官吏，不能滥设。毫无疑问，曹魏的屯田组织，当是逐步完善起来的。
就全国来说，曹操设立了管理屯田的专门机构和职官，“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典农系统的官吏一般不受郡国行政系统的管辖，而是一个独立系统，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也称“屯田都尉”，相当于县令长。典农都尉直接管理生产单位——屯，屯置司马，每屯五十人。
军屯，大体是按照原军事单位进行的，它的基层单位为“屯营”，每营六十人，中央和地方另设掌管军屯之官，官名不详。以往，汉时在西域轮台、渠黎诸地屯田设“使者校尉护领”，史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后来汉宣帝时郑吉初以“侍郎”的身份“田渠黎”，继而因迎匈奴日逐王和破车师之功，赐号“都护”，都护之下“凡三校尉屯田”，可见直接管理屯田之官亦可称屯田校尉。
另外，汉初还有将屯将军之设。将屯将军，是以国相郡守或其他官职代领屯田事者的官称，如汉惠帝时候的代国相傅宽兼领屯田事，为将屯将军，武帝时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元帝时右将军典属国冯奉世，以将屯将军之名监主陇西诸屯等均是。东汉时，“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曹操军屯机构与官职的设置，是在继承与发展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诸如屯田校尉一类的官名，大都延用。
《三国志•苍慈传》说，“建安中，太祖（操）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实际上，这是一种军民结合、屯垦戍边的屯田方式，更多军屯性质。所以“绥集都尉”之名亦是军屯的官称。总之，曹操在世之时，军民屯田官职设置已趋完备，及至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设司农度支校尉（亦称司农校尉），比二千石，掌诸军屯田，实际已是曹操数十年屯田的总结了。
明功课之法，就是确立并晓谕周知屯田民的责任和负担。曹操接受了国渊“明功课之法”的意见，规定了屯田民屯耕田亩之数。这个数字是多少，因无记录，不得而知。高敏教授对汉简很有研究，他从居延汉简的记载中得知“每五家耕种屯田65亩，是汉代的规定”，每家合13亩；另据流沙坠简推算，兵士耕屯田数，或人均14.6亩，或人均24亩多。高敏先生认为，“尽管每人所种田亩不同，但屯田者的土地有定额这一点却是一致的。”无疑，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屯田民的负担是多少呢？前引曹操追封枣祗令谈到旧的办法是“计牛输谷”，即以屯田民赁牛多少计租；枣祗的办法是“分田之术”，即按照一定收获量分成，行分租制，但没有谈到分成比例和具体负担量。
根据诸多史料分析，屯田民的负担似乎并非一成不变，但经过枣祗、国渊等人的实践，曹魏定下的三条政策当是最能体现曹操的主张的。其一是把负担大体定在“见税什五”的水平上，即交纳收获之一半于官。不少学者已从后来的记载中印证了这一数字。《晋书》卷109《慕容銃载记》说：“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人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人私。銃记室参军封裕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七八，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乐之，人皆悦乐。’”
可见，曹操对屯田民实行的是实物分成地租，并以是否使用官牛作区分，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五五分成。至于军屯，则全部收获物都归军队所有，因为军士们的衣食已由国家供给。其二，规定屯田新置免当年租税，二年半之，三年始全额征收。《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后将军应詹上晋元帝表中有言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
无疑，这也是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定下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其三，强调民屯“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记司马芝上奏明帝，反对“复以商事杂乱”干扰屯田，表文中有言:“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这说明，非特殊情况曹操是不随便征发屯田民服役的。
第二，听袁涣，“不欲者勿强”。在大范围屯田过程中，曹操还接受沛南部都尉袁涣的建议，决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当时，募民屯田存在着很大的强迫性。屯田民主要有这样几部分，一是划定范围屯田，在这方土地上的原有农民，不管是否愿意，即为屯田民；二是收编的黄巾起义军；三是流民，如《三国志》卷15《刘馥传》所记，“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揭，以溉稻田。”
四是从其他地方强募，甚至是大数量的强迁，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所记，曹操欲迁淮南民，蒋济提出“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曹操不从，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矣”。屯田民的身份，实质上是由自由民变为依附民，由相对自由一点变为很不自由。而且他们大都是离开本乡本土到异地屯垦。因而不久便出现了反抗的情况，甚至是武装反抗，如《三国志》卷23《赵俨传》所说，“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起义。当然更多反抗者是用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史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
面对这种情况，袁涣对曹操说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劝曹操不要搞强迫命令。操接受了袁涣的意见，“百姓大悦”。
曹操用国渊之议，“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听袁涣的意见，“百姓大悦”。足见曹操在屯田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注意克服弊端，从而改进并确定了适应人民要求和社会需要的措施，无疑这是应予相应肯定的。
下一节：曹操屯田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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