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1
曹操屯田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凡属历史的产物，必然会在历史上产生其作用。
第一，曹操屯田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记载表明，屯田许下第一年即获丰收，得谷百万斛，继而历年丰收;州郡例置屯田，广置屯田后，听用国渊之策，“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建安中期，出现了“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或谓“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的景象；建安末，魏国既建，军屯发展，听司马懿之议，“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兵士，且耕且守，“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这些描述，固然多有夸张之辞，但不能否认，粮食问题的确是得到了缓解。建安之时，曹操用兵虽然也有粮秣不支的时候，但大都是转输问题；此间，虽然发生过屯田民的反抗斗争，如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作乱”，屯田客吕并“聚党”起义，以及地方武装的反叛，如陈兰、梅成“以潜、六叛”，和部分农民起义，如河间民田银、苏伯反，但都未提及饥馑和粮食问题。由此亦可反证，建安时期的曹操统治地区，灾荒与饥馑不曾是困扰当政者的重要问题。
第二，曹操屯田把大量流民和失败后的黄巾降卒数十万人以及不事生产的军人组织到屯田生产线上，有力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史实证明，数以万计的流民和自由民被募（实际大多是被强制）为屯田民。一方面，他们被以准军事化的形式组织起来，成为没有自由的依附民；另一方面，他们被固着在一定的土地上，经营着同自己及其全家性命攸关的生产活动。这样，便在客观上消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造就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从而稳定了整个社会秩序。
第三，曹操本人最为得意的是，屯田得到了“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的好结果。换句话说，曹操认为，屯田有力地支援了他扫灭其他军阎的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应该说，他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屯田之后“所在积谷，仓廪丰实”，可以“丰足军用”，保障供给；同时他通过屯田建起了除郡县统治系统以外的另一套控制地方和子民的系统，即典农系统。两套系统一手抓，从而更加保证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需要。
总之，曹操屯田确曾收到过很好的效果。曹操这样认为，历史也曾这样记载。但屯田本身固有的弊端和潜伏的内在危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便逐步暴露出来，以至失去它的活力，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就民屯来说，曹操在世时即开始走下坡路，及至曹丕统治时期，已趋衰落，曹睿统治时期，便呈瓦解之势了。究其原因，一是民屯本身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通过强制性措施把自由民变成依附民固着到土地上，以供统治者驱使，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生产方式，因此屯田民只有强制的生产活动，没有自觉的生产的积极性。
这样的生产关系，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战乱劫余、土地荒芜、民无所寄、难以自立的情况下，容易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及至社会相对安定，民思恒产，希冀从禁锢的生产关系中解脱出来，屯田便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了。二是曹操屯田原本是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经济措施，其目的既明确又单纯,即解决粮食问题，特别是军队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不突出了，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便大大削弱了。诸多记载表明，曹操后期及其后人讨论民屯的事不多了，甚至出现了分割屯田土地占为己有的现象，以至把屯田客作为赏格赏赐公卿，如《晋书》卷93《王恂传》所说，“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三是，诸典农各部民不再“专以农桑为业”，而出现了“末作治生，以要利人”，做起生意来了，特别是黄初以后，如司马芝所说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计”。
民屯衰落了，及至后来竟是一塌糊涂，“至亩收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这样到了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便不得不宣布“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曹操所倡募民屯田事在他死后四十多年结束了。
至于军屯，虽亦曹操所倡，但其在世时除在淮南、等地有所建立与发展，如建安十四年“引水军自涡入合肥，开芍陂屯田”和以苍慈屯田淮南等，但总的来看，并没有大的发展。魏末，正当民屯衰败之时，军屯在司马懿的主持下倒是有了一些发展，如以邓艾屯田淮北，以司马孚屯上邦，都获得好的结果，“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诸此，虽然巳同苍慈无直接关系，但其思想源流却是相承相通的，所以理应视为曹操思想之影响。
募民屯田，终魏一代基本终止了。但曹操取先代之良式以行屯田的思想及其诸多措施，以及他的军屯主张，戍边屯垦的实践，都长期给后代以影响。两晋以降凡行屯田或言屯田者大都以魏武屯田为榜样，并喜欢引用魏武故事。晋羊祜为征南将军，镇襄阳，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羊祜初到襄阳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为廪。大兴（公元318—321年）中，三吴大饥，后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以还返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賦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待之。”无疑，前者为军屯，后者为民屯。穆帝升平（公元357—361年）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这是一种军屯。
不仅如此，到数百年后仍有不少人以曹操屯田为依据倡行屯田。如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又如北朝西魏大统（公元535—551年）年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自此“公私丰赡”;北齐废帝乾明中（公元560年），又修石整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后来的隋唐时期戍边屯田，一度发达，隋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唐开军府以桿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因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这些屯田，实际上都是承魏武之故事。宋以后直到明淸，屯田之事，赓续不断，人们虽行曹操之实，但不把自己的事业同曹操的事功联系起来，大概是因为曹操的名誉已经不怎么好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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