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7-07-12
重民赋，搜刮民脂民膏，是统治集团走向腐朽的表现，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残酷的租赋和徭役，使得广大老百姓难为生计，离开了土地，甚至亡逃山林，沦为“盗贼”。相反，薄赋役，减轻负担,民人乐业，倒使统治者获得拥护，社会得到安定，当权者的地位也巩固了。
曹操自秉汉政，即试图行农战之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州郡例置田官，实行屯田，是其重要决策之一。同时他对广大的自耕农也给了应有的注意。例如，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同意治书侍御史卫觊的建议，利用卖盐得到的钱买耕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并常对重农、劝农的官吏予以嘉奖。史载曹操征关中，郑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
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人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因此，郑浑受到曹操的嘉赏提拔，而“复入为丞相椽”。杜畿为河东太守，“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免）其繇（徭）役，随时劝勉之。
渐课民畜桴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及至曹操西征至蒲阪，“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于是曹操下令以孔子赞美夏禹的话赞美杜畿，并为他增秩，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原意是孔子说，对于夏禹，我没有什么批评的话好说。
曹操转引之意是表示对杜畿非常满意。二千石，是指官秩。汉时，二千石的官，还有中二千石、比二千石之分。中是满的意思，中二千石一般只有朝廷的九卿，如太仆、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大鸿胪、大司农、宗正、少府卿等才可得；郡国守相一般都是二千石。因而时以“二千石”称呼郡太守；比二千石，一般授给一些武官，如各种名号的中郎将和校尉等。杜畿为郡守，本为二千石，改为中二千石，就是增秩了，就相当于九卿的俸禄了。
曹操提倡重农、劝农，自然也注意老百姓的困苦。他曾作《谣俗词》一首，“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以表示对穷困者的同情。曹操常有一些恤民疾苦的政策发出。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袁绍相拒官渡，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惟阳安郡（治今河南确山西南）不动，郡都尉李通急录户调，朗陵长赵俨见李通说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绡，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因说李通“缓调”，并即与荀或书今阳安郡当送绵絹，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
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劝。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以为国家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荀或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曹操，因即“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于是“上下欢喜，郡内遂安”。又，长广太守何夔对曹操讲，按照“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远近”的精神，长广郡（治今山东莱阳东）“宜依远域新邦之典”纳绵绢，曹操也同意了何夔的意见。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军谯，见旧土人民，死丧略尽，不由凄怆伤怀，因下令说：“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河北平定后，全额免除了河北的当年租赋，“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建安十四年秋七月，特令存恤战死之家，“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县官勿绝廪”，就是政府保证供给。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又针对上年冬天发生严重瘟疫，老百姓病死者甚多，农田垦殖减少，发出了《赡给灾民令》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调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
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这是一道救济性的文告，讲了三条赈灾措施，一是寡妇七十岁以上和孤儿十二岁以下，以及残疾而无产业者，由国家养起来，“廪食终身”（幼者十二岁止）；二是贫穷无力养活自己的，政府给予帮助，借给粮食，“随口给贷”；三是耄耋老人需要人照顾，年九十以上者，免其家中一人的徭役，“复（免除）不事，家一人”。
以上说明，曹操甚明统治之术，颇知存恤贫民的必要。建安期间，曹操统治地区的天灾，较之以往，尚不算频繁、严重。从《后汉书•献帝纪》看，发生过几次大水和瘟疫。曹操的一些措施大都是针对天灾人祸的实际情况发出的，因而必然收到实际的效果。孔子认为，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所以，对曹操的恤民和减免赋役政策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当然也不宜估价过分。因为相对来说，第一，曹操虽然有过免赋役的政令，但与西汉、东汉之较稳定时期相比不及其多，也不及其广;第二，曹操统治地区的賦役负担远较吴、蜀为重，所以民反之事也较多;第三，他的重农思想也不及诸葛亮的劝农思想明确。
诸葛亮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诸葛亮接受刘备托孤，辅后主刘禅，首先考虑并于建兴二年（公元224年）推出的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在战争期间他还常常通过“休士劝农”的方式，以解决军食，减轻农民的负担，因此得到好评，“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对曹操，则未见此等誉词出于时人或后人之口。
质言之，诸葛亮治蜀，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口也有了增加;而曹操统治区，虽然不无恢复，但严格说来，始终没有恢复元气，“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杜恕上疏还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宵龙年间（公元233-236年）陈群上疏也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大郡”。不宜对曹操的经济政策及其思想过高评价，原因概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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