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的风雨人生

审问了一天，没有收获，三个人便按照既定程序，再宣布政策，再背诵语录，可张文仍然答不上来。提审者拍桌子，严厉训斥，不起作用，只好命张文回去好好回忆。

回到宿舍，张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件事：

在1947年的一次高干会上，中统局长叶秀峰通报了上海区破获的几件共产党案件，并表扬该区负责人的工作有成效。在讲话中，叶秀峰还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了。”对于前半句，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指共产党人钱壮飞，可是，对于后半句，大家就猜不透了，叶秀峰所说的“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张文将这件事交待出来。三人听了，立即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追问：“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叶秀蜂没有讲出名字。”张文老老实实地回答。 三个人不信，硬说张文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再背诵毛主席语录，再令张认真反省，一直搞到天黑。张文被搞得晕头转向，三个人也精疲力竭。

第三天，再被提审，张文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个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威胁说，再不交待就一枪崩了你。其中一个人提示：叶秀峰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经过连续三天的提审，张文明显感觉到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果不说假话，恐怕难过此关，于是顺着专案组人员的提示回答说：“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听到“陆定一”三个字，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令张文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段就行了。张文遵命随即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这份几行字的供词被小心地放在文件包里，三个人扬长而去。

1974年9月，“四人帮”又派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审张文，张文写了一份与1968年那份供词基本相同的供词。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为陆定一正式定性，而张文的那份供词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获特赦的张文在听取揭批“四人帮”罪行传达后，才如梦初醒。原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鄙伎俩来打倒老干部。由此联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两份不实供词，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一种负罪感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1984年11月和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整党办先后派人到张文家中，查询核实当年的讲话内容，以及如何被逼供、诱供的经过。这时，陆定一案已经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陆定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翻。张文终于可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感到如释重负，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纠正错误而感到庆幸。

“阶级异己分子”

陆定一的另一罪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元的“遗产”。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但林彪、“四人帮”硬是揪住不放，大做文章，目的就是要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陆定一，两人一见如故，1929年结为夫妇。1930年夏天，陆定一与唐义贞先后回国。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同年9月，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因为怀孕，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妻子，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也清楚这可能是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唐义贞随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第二天便生下一个男孩。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了队伍。不久，唐义贞在突围中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而此时，陆定一跟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因为旧疾发作，陆定一不得不请假去南京治疗。在治病期间，他接受了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钱，并将其中的1000元给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外1000元交给了妻子的长兄唐义精，用来寻找留在江西老区的女儿叶坪。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还活着。

陆定一对唐义精说：“现在有了线索，就有找到叶坪的希望，但我要回前线，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只有拜托你们了。”他还嘱咐：“如果发现其他同志失散的孩子，也一并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刘伯坚烈士的儿子也留在江西。

唐义精当时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五四时期与恽代英是挚友，一起投身爱国运动。1938年，日寇进攻日紧，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关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武汉。唐义精决定把武昌艺专西迁四川，可是经费无着落，只好动用陆定一留下的这笔钱。为慎重起见，唐义精请学校董事会会长蒋兰圃手写了借据一张，注明是借用这笔钱来迁校，将来有钱再还，以便继续寻找叶坪。这张借据曾由唐义精夫人张瑛保存，后因当事人先后亡故，又经战乱不知去向。

唐义精与五弟唐一禾一起组织了学校的西迁，到重庆后，他继续履行陆定一的嘱托，不断地打听叶坪的下落。不幸的是，1944年3月，兄弟俩赴重庆开会途中，因翻船，双双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