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9-05-21
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史载：“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
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后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
此时李广利正在燕然山乘胜追击，听到消息，恐遭祸，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但之后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在深入大漠一千余里的境内，没有足够的给养，很难生存。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不复出兵。
《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对于汉武帝使李广利对匈奴用兵一事，提出批判：“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由于政治上的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巫蛊案真相大白、经济上连年征战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以及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众多名将的先后去世，汉武帝晚年悔过，下轮台罪已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停止对匈战争，同时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施行休养生息的国策，以弥补连年征战而导致的衰败的社会经济局面。此时汉朝大虚，“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去世那年，“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
三、第三阶段
从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的浚稽山之战开始，至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而结束。
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遣五将军率16万骑兵，乌孙发兵5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
汉匈之战的影响
首先，从土地来说，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阴山、河西等，接连为汉军所占领，并徙民实边，使之彻底汉化。
而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是最适于游牧之所在，失去之后，匈奴只能远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环境极为严苛，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所以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鸣。
其次，从人口上来说，中行说曾谓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则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时，人口亦不超过二百万，而在武帝数十年不间断地打击之下，其人口的损失可想而知。
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三万余人；河西之战，匈奴被斩杀及降者，近九万人；漠北之战，汉军斩杀匈奴亦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亦起码在三万之上，如此算来，在元朔2年至征和三年的37年间，匈奴被直接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以上，对于仅仅一百余万人口的匈奴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再者，从财产上来说，由于匈奴以游牧为生，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而在武帝数十年的挞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譬如卫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楼烦二部，“得牛羊百余万”，袭右贤王，又得“畜数千百万”。
除了这种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战争期间，匈奴往往将其民众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汉四年李广利出朔方击匈奴时，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征和三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
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以上皆《汉书·匈奴传》），在这种远程迁徙的过程中，牲畜必然也会因为长途奔走、挤压、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节，还会导致母畜的流产。如此巨大的损失，恐非匈奴那种脆弱的经济可以承受。
由此看来，武帝的对匈作战，给匈奴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汉书·匈奴传》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确不是虚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汉军的确取得了极大战果，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连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远遁，从此漠南无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转衰，为日后匈奴的彻底覆灭奠定了基础。
但是，武帝的征伐，对汉匈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汉朝而言，四十余年的对匈作战，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使亡秦之事复现，所幸的是匈奴综合国力远逊于汉。
然而此一胜利是短暂，汉匈真正的战事一直延续三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耿秉深入瀚海沙漠，出击鹿塞三千华里，大破匈奴于金微山，彻底解决汉朝历时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之患。东汉虽彻底击败北匈奴，但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对领土扩张并无助益。
另一方面，东汉击破北匈奴，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鲜卑取代匈奴成为中国的边患。
看了以上的介绍是否对汉匈之战更加了解了呢，更多汉朝历史请关注中国历史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