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2019-05-14
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竭力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
袁世凯听后，更加倚重王士珍，对王士珍提出的要求，无不应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还派他去日本阅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
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
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四、三杰之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
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
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
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王士珍：“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山东青岛、威海卫避难，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外国人很是感激。
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掠夺，特别是在义和团民频繁活动的地区，更是烧杀蹂躏。但来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看到山东一侧的墙上写有“此山东境”，便停止了前行。原来这是王士珍派人写的，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之地，是保护过外国人的。
由此可见袁世凯、王士珍的行动得到外国人的认可。在义和团时期，王士珍为袁世凯的进一步飞黄腾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自己也水涨船高，仕途平步青云。 当年雨季，黄河绝口，他亲自工程营到决口处，日夜奋战，使得 大坝提前合龙。从而减轻了灾情。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这“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凯益加重视军队的编练，他任命王士珍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
不久王士珍赴直隶南部招兵，会同地方官精选6000余人，集中保定编练为北洋常备军（即新军），在此期间，他为袁世凯推行新军，写了了《常备、后备，、续备军章程》。
王士珍训练军队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恩德感人，如果军官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当着士兵的面责问军官，以保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
他还极力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